孔子之《春秋》本由《诗》出也。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诗》主美刺，而意在言外；《春秋》主褒贬，若就一辞一句观，而不比例以相考较，亦不能得其言外之意也。由此言之，《春秋》由《诗》出，彰彰明甚，谓爲历史文学，谁曰不宜。
《春秋》既爲历史文学，故欲推其言外之意，遂至人人异见，人人异辞。左氏之五十凡，公羊氏之三科九旨，各张类例，以説《春秋》，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前贤谓“《诗》无达诂”，吾谓《春秋》亦然，盖文学之性质本如是也。司马迁谓，“《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然其所指，皆在言外，亦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而已。唐韩愈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苟能见其终始，虽三传束阁，蔑弃师法，亦何尝不可各寻其端绪，以自成一家之言？故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爲幼稚之史学也。而犹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也。”（见《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吾未敢信也。
《春秋》之微言大义，虽如《公羊》所设之三世，由据乱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颇有合於进化之哲理，他若《谷梁》之所传道，亦多有合乎哲理之言。然既非孔子所明言，则亦等於各人所创获，惟左丘明恐人人各自以其意，以测孔子之言，异其端，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使人因实事而观言，不因空言而求意，以与实事相背缪。於是记述之史学出，编年之文法定，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着明”，惟左丘明始能实践此言矣。
孔子之《春秋》，杜预所谓“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非疏明其事之本末，不足以明其真相，憭其义旨。故左丘明之作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杜预説），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刘知几説）。既以五十凡释经，又有“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杜预説）。盖传之本字作专，爲六寸簿，意在解经，惟因经之言，而因着其事，使兴亡之原委，经国之谋谟，风教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彰往察来，钜细毕陈，此後世作史者所以奉爲模楷也。
《史通·二体篇》论《春秋》之得失，以爲“系日月而爲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於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爲长也。至於贤士贞女、高才儶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説，如绦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録，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顔囘，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爲短也”。案：刘氏论《春秋》之短长，其言颇谛。盖编年史之所长，即在明时间之观念，叙事实之终始，使人寻其因果，以明事理。至其史学之对象，弊在局於政治，未覩社会之全体，此史学初兴之际，所不能免之弊也。
有孔子之《春秋经》，而後有左氏之《春秋传》，传以释经，尚非纯爲史体，至汉荀悦作《汉纪》，始有独立之编年史，自是每代各有斯作，起自後汉，迄於有明，或谓之春秋（如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或谓之纪（如袁宏《後汉纪》、干宝《晋纪》等），或谓之略（如裴子野《宋略》等），或谓之典（如何之元《梁典》等），或谓之志（如王劭《齐志》等），名虽各异，皆依《汉纪》以爲准的。至宋司马光撰《资治通监》，则爲编年之通史，以与《汉纪》等之断代编年史相别。若纯学孔子之经者，则惟僞托之王通《元经》，纯学左氏之传者，则惟僞托之薛收《元经传》。兼学孔子之经与左氏之传者，则有朱熹之《通监纲目》。其中荀悦、司马光，尚有创作之才，其他则陈陈相因，谨守成规而不敢越，在史学上无进步之可言。至詈王通之拟经，以爲淫名僭号，罪甚扬雄，则拟者与詈者，皆拘执不通者也。
今世之言历史哲学者，类以普徧史爲归。然亦不废国别史，以非有国别史，则普徧史亦无所取材焉。吾国当一统之世，帝王在上，虽诸国分封，各自爲政，然史体所尊，在一正朔。故孔子之时，虽有百国《春秋》，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必以周正爲归也。左丘明既爲《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説，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於鲁悼公，别爲《春秋外传国语》，合爲二十一篇（刘知几説。案：谓左丘明撰《国语》，説本《史记》、《汉书》），盖《春秋》以时间观其通，《国语》以空间观其别也。
上言《春秋》爲历史文学，《国语》亦然。盖春秋之时，虽有百国《春秋》，然国自爲史，未闻聚国别之史而荟萃爲一书也。曰《诗》，有十五《国风》，於是《国语》因之而出。余尝爲《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国语》之源流，以爲“刘知几作《史通》，胪陈六家之史，明其条贯，着其源流，则以《左传》爲编年之祖，《国语》爲国别之宗，分析史法，可谓精矣。若夫剖析而言，《左传》多叙记之文，原始要终，钜细毕见；至其记载言论，大抵甄综典礼，折冲尊俎，间以策命之文多爲事而发，故名篇钜制，十之三四而已。《国语》则多论议之文，其所记注事端，大部爲语而发，简而不繁，其重在语，犹《论语》也，分国而载，故称《国语》。其书上追《国风》，下开《国策》，欲观全周列国之文章，此三书爲其渊薮矣”。观此则《国语》爲历史文学，殆非附会之言乎。
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云：“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礼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徵诸选，风《诗》之流别也。马《史》班《书》已来，已演《春秋》之绪矣：刘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礼之绪焉；吕氏《文监》，苏氏《文类》，始演风《诗》之绪焉。”（又谓《文监》始有意於政治，《文类》乃有意於故事，与《文选》、《文苑》意在文藻，不徵事实者异）。章氏谓吕祖谦之《宋文监》，苏天爵之《元文类》，始演风《诗》之绪，余谓不然。《文监》、《文类》断代爲之，实仿虞夏商周之书，爲《尚书》之支流，与孔衍之《汉尚书》、《魏尚书》，王劭之《隋书》，同类并观可矣。孔、王之书，今虽不传，《史通》谓“王劭《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説》”。斯其徵也。若《国语》、《战国策》国别爲之，始可谓爲演风《诗》之绪矣。
《国语》而後，则有《战国策》，其体例甚相似。孔衍之《春秋後语》，亦其流也，若司马彪之《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实爲後世地方统志之权舆，惟其书亡佚，十存一二，无由论议，後世史家，体例淆乱，名实纠纷，刘知几《史通》云：“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爲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於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观夫陈寿《三国志》、路振《九国志》，名爲国别，实则纪传；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其书亡佚，无由置论（萧氏《春秋》近有辑本，崔氏《春秋》，宋时已散佚，今所存者，有二本，皆爲後人辑録拟作）。吴任臣《十国春秋》，体爲国别，论名则编年，故名《春秋》，观其所载，则仍爲纪传，附以考表，且其中或爲本纪，或爲世家及传，隐然有正统偏霸之别，淆乱纠纷，盖莫甚於此者矣。
有史以来，惟今日之世界，足以当普徧史之目，其余诸国之史，荟萃以观，皆国别史也。若统一大地，则自古至今，实未尝有，正统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观天之语耳。中国以赤县神州之内，自视爲天下尽此，而又以国土爲帝王之私産，於是正统偏霸之説出焉。其实魏、蜀、吴三国相等耳，帝魏帝蜀奚争焉？吴、南唐、前蜀、後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十国与夫梁、唐、晋、汉、周五国相等耳，帝五代帝南唐奚争焉（《五代史》帝梁、唐、晋、汉、周，《续唐书》帝南唐）？惟明夫国别之义，则此等自大之私见捐，而平等观察之公心出矣。
明夫国别之义，则晋与十六国皆国耳，作史者不必重晋而轻十六国，置之载记之列，而十六国之史亡，五代与十国皆国耳，不必重五代而轻十国，置之世家之列，而十国之史微，观夫东晋、宋、齐、梁、陈与夫北魏、北齐、北周等史，并驾齐驱，则其成效之彰明较着者也。
有国别史之实而无其名者，其惟《明一统志》、《清一统志》乎。司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爲纲，《一统志》则汇集各省书而作，以省爲纲，故其实皆同，所不同者，惟一统与割据耳，要其史法则相类焉。
上言以人区别者，谓之传记。盖传记初无区别，如《陈留耆旧传》（魏苏林撰）、《襄阳耆旧记》（晋习凿齿撰）、《列女传》（汉刘向撰）、《女记》（晋杜预撰）、《裴氏家传》（宋裴松之撰）、《虞氏家记》（虞览撰）、《王君内传》（华存撰）、《刘君内记》（王珍撰）、《东方朔传》《毋丘俭记》（以上诸书均见《隋书·经籍志》），至於後世，始以録人物者谓之传，叙事迹谓之记，分疆划职，似有不能相通者矣。
原夫传记之始，多由传述师説，记载经义而起，如《易》、《诗》、《书》、《春秋》皆有传，《礼》、《乐》皆有记。传之本字爲专，爲六寸簿。古者书用简册，长二尺四寸者爲经。六寸之簿，便於札记，师弟之间，口相授受，记之於簿，以备遗忘，故或谓之传，或谓之记，或兼称传记。《易》、《诗》、《书》、《春秋》固有传，亦有记，如《诗》有《齐杂记》，《春秋》有《公羊顔氏记》，《礼》、《乐》固有记，亦有传，如《礼》有《丧服传》、《周官传》是也（上引各书，皆见《汉书·艺文志》）。兼称传记者，则有刘向《五行传记》、许商《五行传记》（见《汉书·艺文志·尚书下》）、锺离岫《会稽後贤传记》（见《隋书·经籍志》）是也。着传记之作，或记故训，或记故事，如《诗毛氏传》，则主记故训，《春秋左氏传》，则主记故事，《韩诗内传》，则主记故训，《韩诗外传》则主记故事，然则传记之范围，本甚广泛，不以人与事限也。
司马迁作《史记》（《史记》本名《太史公》，见《汉书·艺文志》。然《六国年表》及《太史公自序》已有《史记》之名矣）。其後有《东观汉记》，薛莹《後汉记》。记或作纪，如环济《吴纪》、刘陟《齐纪》；纪又作志（记、志、识、志同谊），如陈寿《三国志》、卢宗道《魏志》，则记亦爲史之大名，而传则专属於人，而爲记之附庸，此爲传记之一变。自班固作《汉书》，志以记事，传以记人，实开後世记以记事、传以记人之端。然六代之时，则固未尝分别也，如《鲁国先贤传》、《襄阳耆旧记》、《武昌先贤志》（皆见《隋·志》），则传、记、志又何异乎？自唐以後，始渐以传专属人，记专属事，此又传记之又一变矣。兹所论者，则惟以人爲单位之传记，其他固别有专属也。
以人爲单位之传记，其最古者，如《禹本纪》、《伯夷叔齐传》（已见上引）、《高祖传》、《孝文传》（见《汉·志》），其书皆亡，不可得而论，其後传爲正史之一体，当别专论。至於单行之传，汉时则有《列女传》，魏晋南北朝之际，《列女传》之作，实繁有徒（如顼原、皇甫谧、綦母邃、杜预等各有撰述）。他若《童子传》（王瑱之撰）、《幼童传》（刘昭撰），亦属此类。而其最盛行之传，更有三种，一曰别传，二曰家传，三曰地方先贤耆旧传。（又有杂传一类，如《梁书·任昉传》云，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隋书·经籍志》有贺纵《杂传》四十卷，陆澄《杂传》十九卷，其他无名氏所撰《杂传》见於隋、唐《志》者尚多，今皆亡佚，不具论。）
别传之作，大都书其逸事，纪其异闻，以别於史传。《隋书·经籍志》《东方朔传》八卷（当作《东方朔别传》），此爲别传之始。《汉书·东方朔传》曰：“凡刘向所録朔书，俱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顔师古注云：“谓如朔别传，皆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