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实事。”今按《艺文类聚》诸书，引朔别传，类皆奇言谑语。故班固《东方朔传赞》亦谓“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於衆庶，儿童牧竖，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隋·志》又有《管辂传》三卷，管辰撰（当作《管辂别传》）。《三国志·管辂传》注“弟辰撰辂别传”。所引诸事，亦皆奇诞。盖魏晋南北朝之时，别传至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唐宋类书及史注所载别传，凡一百八十四家，皆不见於《隋·志》，窃谓别传之作，实爲小説之流，班固所谓“小説家者流，盖出於街谈巷语、道听涂説者之所造。”《汉书·艺文志》小説家有《伊尹説》、《鬻子説》、《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説》，盖爲别传之宗。别传之外，又有所谓内传、外传者，如《汉武内传》、《邺侯外传》等亦其流也（《太平广记》等书所引唐宋以来内传、外传甚多）。下至今坊间所行之《西太后传》、《袁世凯传》亦属此类。若论其弊，则宏奬怪乱，增益诬谤；然在史讳饰家传谀佞之世，则此等小説、野史之属亦时有述其真相者，作史者所不能废也。
家传之作源出於谱牒。《杨氏家谱》（见《隋书·经籍志》，又有《京兆韦氏谱》、《北地傅氏谱》、《谢氏谱》、《苏氏谱》等），《扬雄家牒》（《艺文类聚·礼部》、《太平御览·礼仪部》，均引之），此爲家史之总体。谱牒之中，有状、有记、有碑、有传，故家传者，谱牒之一体也。三国之时，有《王朗王肃家传》，其後家传之作，见於隋唐《志》者，不可胜数，唐宋以来，爲古文者，如韩愈、欧阳修辈，类以爲人作碑传，致来谀墓之讥。盖家传之作，例必请名人爲之，金帛之赠，名曰润笔，公行贿赂，请作佳传，有褒无讥，以诬来世。故自家传盛行，而国无信史。盖後世修史，往往据家乘以立传也。黄宗羲爲《明史案》，隐括以三例，“国史取详年月，野史取当是非，家史备官爵世系而已”。足以见家传之价值，仅等於国史之起居注与实録而已。盖此等记载，例皆讳饰而不敢记实者也。
地方先贤耆旧传，其源亦出於小説。《汉书·艺文志》小説家，有《周纪》、《周説》之属，道於诵训之职，采於黄车之使，方志郡书，即由此出。自汉赵歧撰《三辅决録》，圈称作《陈留耆旧传》，魏晋以来，此风遂盛。魏有周斐《汝南先贤传》，苏林《陈留广耆旧传》，吴有陆凯《吴先贤传》，晋有陈寿《益部耆旧传》，范瑗《交州先贤传》，其例不胜枚举。今所存者，惟有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等数种而已。盖自宋明以後，地方之志繁兴，耆旧先贤传记，皆孕包於志内，故其作遂衰。原其始作之意，不过妙选英贤，爲地方之表率，作後学之楷模而已。及其弊也，标榜之习，僞饰之风，亦所不免；而地方之弊俗戾风，亦不敢有所纪载，以获罪於乡里，盖与家传同其弊也。然後世徵考文献，欲以窥其地方文野之度，社会得失之林，则亦足以见其一斑，与正史同其价值焉。
凡百学术，皆由混合而趋於分析，前既言之矣；政治史与文化史亦不外此例。自班固创十志，博稽历代政典；刘向作《别録》，网罗累世学术，於是分门别类，各有专着。虽学术之科条未清，进化之轨迹不显，仅胪陈事实，详爲记载，然苟以科学之律，精爲分析，善爲部勒，则自可成爲良史，然则其创始之功，储材之绩，亦不可没也。此篇事类较多，文亦稍繁，故分爲甲乙二章。
自《禹贡》详地方之制，陈赋税之要，《吕刑》言刑法，《周官》详职官，似已爲政治史之权舆。然此诸作，仅爲一代之法规，未尝详溯渊源，实未足以言史也。司马迁八书，已亡其三（礼、乐、律三书），其所存者，惟《封禅书》略言因革，余皆不详。惟班固十志，每言大政大法，必追述古始以讫於当时，故《汉书》虽属断代，而十志则实爲政治之通史也。降及唐代，杜佑作《通典》，颇有条贯，观其序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徵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设职官，然後兴礼乐焉；教化堕，然後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爲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其书网罗宏博，评议精简；虽其铺陈政制，不能详其创造之因、与其施行之果，未免有取貌遗神之憾；然其整理之精，规画之宏，亦有足多者。至於清代，逐秉其遗规，有《续通典》、《清通典》之作，已不能及其简要。若夫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秦蕙田之《五礼通考》，虽亦爲政治之通史，然或近策案，或等类书，其条贯不及《通典》远矣。
法制之史，其完备者尠，《百官春秋》、《选举志》等书散佚已久，不可得而论，惟《唐六典》一书，差足备数。其书虽仿《周官》而作，然《周官》仅叙一时之制，《唐六典》则自唐虞而下，损益沿革咸具焉（《唐六典》凡唐制则大书；历代之损益沿革则细书於下）。其流又有二：一爲会典，如《明会典》、《清会典》等，其体亦略仿《唐六典》，惟其损益沿革，仅详本朝。一爲《历代职官表》（清乾隆时永瑢等奉敕撰），虽爲表体，然每表之下，详叙源流，亦上起古初，下讫於当时。他若董説之《七国考》、王应麟之《汉制考》，於七国、两汉之制度，摭拾残剩，汇爲章则，虽未足爲史，然亦爲考法制者所不废也。
经济之史，吾国更无有措意者，唐宋以来，虽渐有留意及此者，如唐李吉甫《元和国计略》、宋韩绦《治平会计録》、李常《元佑会计録》、丁谓《景德会计録》、田説《皇佑会计録》，及《庆历会计録》、《经费节要》等书（皆见《宋史·艺文志》），皆爲经济史之滥觞，其书虽皆偏於财政，未详民间经济状况，然其书苟存，亦足与历代正史之食货志，同爲经济史重要之材，惜乎其书皆不流传也。自司马迁撰《货殖列传》，农工商虞之事，皆详记靡遗，民间经济，亦既了然矣；而於国家财政，又别撰《平准书》，故经济之史，唯迁始能注意及之，然此入於正史范围，故於此不能引例。而迁又有《素王妙论》一书，亦颇言货殖之事（《史记》正义引《七略》云，司马迁撰《素王妙论》二卷。《史记·越世家》集解，《御览》四百四，四百七十二，皆引《素王妙论》，言管仲、子贡、计然、范蠡、吕不韦等理财殖货事）。自是厥後，言民生者竟无综贯之史，惟於河防、水利、荒政等事，略有言其源流，志其大概而已。言国计者，自唐宋而後，甄综大要者，尚有其人（明汪鲸有《大明会计类要》十二卷，张学顔《万历会计録》四十三卷，皆见《明史·艺文志》），而分记之作尤多，如田赋、漕政、海运、钱币、盐法、仓库、榷政、铁冶、茶马、屯田诸事，或爲之记，或爲之志，盖至明而大盛矣。
法律之史，更不多觏。《吕刑》一篇，已略言法律沿革，自是厥後，惟各史刑法志，言之颇详。单行之史，实未之见；惟《隋志》有《晋宋齐梁律》二十卷，聚四朝之律於一书，实可见其损益沿革，然书已亡佚，实无由证成斯説。至明有应廷育《刑部志》、庞嵩《刑曹志》、陈公相《刑部文献考》、来斯行《刑部狱志》、江山丽《南京刑部志》（均见《明史·艺文志》），今亦未见流传；清沈家本《历代刑官考》一书，亦其流也。家本又有《新刑律説明书》，每条律文，皆举历代沿革，详其源流，言其取舍，与《唐律疏义》空释条文者迥异，与《刑曹》、《刑官》诸考志仅言故事者亦异。此虽不名爲史，实法律史之先河矣。
军政之史，作者颇多。宋有钱文子《补汉兵志》、陈传良《历代兵制》，明有李材《兵政纪略》、杨时乔《马政纪》，清有《八旗通志》（此书以兵制爲主，间载典章人物等），皆於正史兵志之外独具专书，言其制度因革。而言战法、战略、战事之史，如明吴从周之《兵法汇编》、郑璧之《古今兵监》、顔季亨之《明武功纪胜通考》等，皆不在此例。
社党之史，作者亦多。自范晔《後汉书》作《党锢传》已开此例，然在正史，不能援爲例证。宋有《庆元党禁》一卷（不着撰人名氏，刊於《知不足斋丛书》），清陆心源着有《元佑党人传》十卷。盖元佑党碑凡三百有九人，《宋史》有传者不及百人，或附见而不尽详，且有舛譌。故特徧搜群籍，备爲之传，末附《党禁始末》。考元佑党禁者，此书其最详矣。明代社党，记者独多。陈鼎有《东林列传》二十四卷，陆世仪有《复社纪略》四卷，吴伟业有《复社纪事》一卷，杜春登有《社事始末》一卷，又有《东林本末》六卷，惜其不传，今仅有《东林事略》三卷，列於《荆驼逸史》（《东林本末》不知撰人姓名，《东林事略》末有《东林本末》序注云，“书共六卷，在陈其年维崧家”。《事略》殆其节本）。考明之社党，尚有几社、邑社、南社、北社、知社、匡社、应社等，无有专书记载，故亦尟爲前人所知。盖吾国社党，非若欧美诸国之有党纲政见足以标示於国人，其初不过宦官当路，权奸窃柄，目其反对者爲党人，爲一网打尽之计耳。至若明代诸社，亦不过标榜文章声气，实爲文社，而非政社。其後稍有得志者，於是结爲党援，干预政治。然则吾国社党虽爲幼稚，亦不失爲政争之具，足以爲政党之先道，故其记载亦不可忽视云。
外交之史，自唐而後，作者亦多。如唐有李德裕《西蕃会盟记》三卷（见《唐书·艺文志》），宋则有《皇华録》一卷、《南北欢盟録》一卷、《议盟记》一卷，皆不知作者。张棣有《金亮讲和事迹》一卷，寇瑊有《奉使録》一卷，王曙、戴斗有《奉使録》一卷，范纯仁有《使高丽事纂》二卷（均见《宋史·艺文志》）。元则有刘郁《西使记》、元贞《使交録》（均见《元史·艺文志》）。明则有张宁《奉使録》二卷、龚用卿《使朝鲜録》三卷、谢杰《使琉球録》、倪谦《使交録》（均见《明史·艺文志》）。虽其书大半散佚，然自唐以来，注意斯事，亦可概见，今所存者，惟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其书爲纪事本末体，记载宋金和战之始末，分上中下三帙：上帙记政和、宣和之事（二十五卷）；中帙记靖康之事（七十五卷）；下帙记建炎、绍兴之事（一百五十卷），皆采集诸书，编年条系，虽失之太繁，然记两国交涉之事，未有详於此书者。清光绪中，王之春有《国朝柔远记》十八卷，自顺治以迄同治，於中外交涉机宜以及通商始末，皆编年记载。虽不无自大之见，然指陈交涉得失，亦颇分明，抑亦外交史之流亚也。
《庄子·天下篇》甄综学术源流，已爲文化史之先导。司马迁继之，其於《史记》列传半爲学者之传记。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所谓诸子百家，莫不详爲列传，或连类附见。是则司马之史，其注重文化，可谓不遗余力，然此属正史，不能引爲例证。惟刘向校书，着爲《别録》（《隋书·经籍志》：《七略别録》二十卷，刘向撰）。《汉书·艺文志》所谓“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即谓此也。今其书虽散佚，其存者犹有《管子书録》、《晏子叙録》、《孙卿书録》（《韩非子书録》不着名，严可均疑是刘向作。他若《列子书録》、《关尹子书録》虽着向名，疑皆後人依托。又有《邓析书録》，亦不着向名，而《意林》及《荀子》杨倞注、高似孙《子略》，皆云向作，然此亦出於後人依托也）。於其篇目指意，固已条举撮録；而其国籍行事，尤详爲叙述。观各书所载《别録》逸文，如王史氏（《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六国时人也。”）、徐子（《史记·魏世家》集解引《别録》云：“外黄人也。”）、鬻子（《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别録》云：“名熊，封於楚。”）、杜文公（《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韩人也”），则详其时代，着其国籍。我子（《汉书·艺文志》注引《别録》云：“爲墨子之学”）、文子（《史记·荀卿列传》索隐引《别録》云：“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於墨子”）、尉缭（《汉书·艺文志》注引《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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