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仙》、《道学》等传，作者纷纷，实繁有徒。而佛法则梁有释宝唱之《名僧传》三十卷（见《隋书·经籍志》），释僧佑继之，亦有《高僧传》十四卷（今存）。其後名德法师衆僧比丘尼等传亦纷纷继起。然此皆以人爲限，未扩厥宇。隋唐以来，佛法之史，颇多名着，如隋翻经学士费长房着《历代三宝纪》十五卷，虽言译事，而表年以爲经，列人以爲纬。而每人所译之经，既详列书名於前，又略言译事始末於後。隋以前各经译出之年代，观此纪盖了然矣。唐沙门智昇又撰《开元释教録》二十卷，虽无年表，以详衆经译出之年代，似稍逊於《三宝纪》，然所译各经，亦以人代先後爲伦，不依三藏之次。且每代之首，冠以总序，先述年数，次述人数，次述所译经律之数，颇觉明了。而译人传记，特加详叙，此则胜於《三宝纪》也。先是，唐贞观时，有沙门道宣者，撰《释迦略谱》、《释迦方志》、《大唐内典録》、《续高僧传》，颇足爲宣扬佛教之史，其书今皆存在，足以远绍僧佑、长房，後启智昇。自斯以後，代有着述，故佛教之史颇称完备。至於仙道，今《道藏》所有者，惟汉刘向《列仙传》二卷、晋葛洪《神仙传》十卷、南唐沈汾《续仙传》二卷（《云笈七签》尚有《洞仙传》二卷，案《列仙》、《洞仙》等传见於《隋·志》，疑早已散佚，後人自类书辑出耳）。而谱録记传一类，所载传记山志，皆限於一人一地，其数亦尟。汉《天师世家》则又限於一家，惟元赵道一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监》五十三卷、续编五卷、後集六卷，此爲仙道最详之史。然其声教之盛，不逮佛经远矣。
文学之史，《诗序》爲之权舆。盖《诗》三百篇，大抵皆不知作者，作序者爲之稽考史乘，或详作诗之原由，或述作者之姓氏，使学者论世读《诗》，知其源流正变，亦後世述文学史之意也。惟作序者不知爲何人，衆论纷纭，此不必辩。司马迁作《史记》，屈原、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文人，特立专传，范晔《後汉书》，遂特立《文苑传》，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自晋张隐撰《文士传》五十卷，挚虞又爲《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志》二卷（《隋·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论二卷，又有《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单行之史，乃渐兴盛。其後傅亮有《续文章志》、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沈约有《宋世文章志》，皆其流也。惜其书皆已散佚，存者亦仅百之一二耳。惟梁刘勰《文心雕龙》，叙文章之源流，锺嵘《诗品》（《隋·志》作《诗评》），述诗人之流别，言文学者，皆奉之以爲监，故其书赖以不亡。唐裴朏有《续文士传》十卷，许敬宗有《文馆词林文人传》一百卷，亦已散佚。降至後世，选总集者，大抵皆爲文人立小传（如胡震亨《唐音统签》、钱谦益《列诗朝集》，其後《全唐诗》、《全五代诗》、《全金诗》、《五朝诗别裁》等皆有小传）。又爲纪事、徵略之作（如《唐诗纪事》、《宋诗纪事》、《明诗纪事》及《诗人徵略》诸书，皆述诗人事迹爲多）。其他言词者，有《历代词人姓氏録》，言曲者有《録鬼簿》等书。然作者虽衆，皆散无有纪，不爲源流派别之言，以视《文心雕龙》、《诗品》且不逮，宁足以言有系统之史哉！
艺术之史，以绘画爲最详备。自齐谢赫撰《古画品録》、陈姚最撰《续画品》，已发其端。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十卷，自上古至唐会昌，所有画家，皆爲小传，间述其派别源流。宋郭若虚又作《图画见闻志》六卷以继之，所述自唐会昌至宋熙宁。宋邓椿又作《画继》以继之，所述自宋熙宁至乾道。元夏文彦别作《图绘宝监》五卷，所述又自上古至於元。明韩昂又爲《续编》一卷，所述自明至嘉靖。清徐沁别作《明画録》十五卷，则述有明一代。而述明末清初者，则有周亮工之《读画録》（四卷）。述清初以至乾隆初年，则有张庚之《画徵録》（三卷、续二卷）。其後冯金伯有《国朝画识》（十二卷）、《墨香居画识》（十卷），蒋宝龄有《墨林今语》（十八卷，续一卷）。此皆累世继述，昭示来兹，而图画之史赖以不坠者也。其次则法书：唐张彦远《法书要録》十卷，起於东汉，迄於元和，与《历代名画记》并行；特继述无人，故不若绘画之详备。惟宋董更《书録》三卷、清冯武《书法正传》十卷，差堪继武。他若宋宣和之《书画谱》（各二十卷）、清康熙之《佩文斋书画谱》（一百卷）、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九卷，补遗一卷，明朱谋垔续编一卷），朱谋垔之《书史会要》（五卷），则又包举各代，汇爲鸿编，颇足以爲其羽翼。盖法书名画，着述甚多，或言其品，或言其法，或着收藏之目，或言鉴别之情。名号繁多，不可殚述，惟言派别源流，足以徵其变迁，觇其进化者，以上所举传记，虽未尽爲合作，亦足以供艺术史之选材已。若夫摹印之术，近代以来，亦有爲之作传记者，如周亮工之《印人传》三卷、汪启淑之《续印人传》八卷、叶铭之《广印人传》十六卷，亦足以见其一斑。他若金石雕刻、文房古玩之属，图谱、志録诸作，虽实繁有徒，而若元陆友之《墨史》（二卷，集古来善制墨者凡一百五十余人，旁及高丽、契丹、西域之墨，亦无不搜载），与书画印人诸传记足以并驾齐驱者亦尟矣。
农业之史，作者甚尟。自《夏小正》详言农之节候，於是周有《七月》之诗，秦有《月令》之篇，汉亦有《四民月令》，後世且有七十二候之説。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即以农圃诸事，分系於十二月令。此农业中天时经验之历史也。《管子·地员篇》言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此农业中土宜经验之历史也（《地员篇》详辨土宜种类之学，必由累世经验而来，必非管子所创，惜後世不传）。後魏贾思勰着《齐民要术》十卷，详言农事，中有引汜胜之述伊尹区田之法，自伊尹以後，又有爰田、代田之説，井田、班田之制。他若沟洫有记（见《考工记》）、耒耜有经（唐陆龟蒙着，一卷），此农田农器之史之散见於各书者也。元有《农书》（二十二卷，王桢撰，凡《农桑通谈》六卷，《谷谱》四卷，《农器图谱》十二卷）。明有《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撰。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十一类，颇称该备）。清有《授时通考》（七十八卷，乾隆勅撰。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此三书者，虽非爲史，而取材详博，颇足观览。他若《茧谱》、《棉谱》，《茶经》、《酒经》，《群芳》之谱，《奇器》之图，《桂海虞衡》之志，《闽中海错》之疏，诸如此作，不可罄述，由此言之，吾国虽无农业之史，而史材未尝不丰富也。
工业之史，发达最古，自《世本》有《作篇》，详记车服器具等制作之原，惜其书已亡佚，然散见於各书，略可见焉（《礼记·明堂位》正义曰，《世本》，书名，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如奚仲作车（《御览》七百七十三引《世本》，下引仿此），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左》昭二十四年传正义引）、作衣（《路史·国名纪》六引），垂作铫（《御览》八百二十四引）、作耨（《左》僖三十三年传正义引），宓羲作瑟，神农作琴（《风俗通》引），杼作甲（《初学记》二十二引），挥作引，夷牟作矢（注云，挥、夷牟，黄帝臣。《礼记·射义》疏引），少康作箕帚（《御览》七百六十五引），公输作石磑（《後汉书·张衡传》注引），拥父作舂（《御览》七百六十五引），伯夷作井（《御览》一百八十九引），共鼓、货狄作舟（《艺文类聚》七十一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後作史者，惟舆服之制，略有记载，其器用工作，颇以形下贱视，无有持续记述者，遂致日用之物，如牀橙桌椅诸物，且无有知其始於何时，作於何人者，其器具之源，改良之迹，更无论也。吾国工业之墨守古制，不能发展，大率由此。其後惟宋沈括《梦溪笔谈》，稍记工艺，且兼言算数物理。如言阳燧照物皆倒，透光监承日光而铭文透壁上，洼监照人面大，凸监照人面小，唐高宗之玉辂，吴越王之木塔，喻皓营舍之法，毕昇活版之术，皆备言其理法，能於乐律历算，尤爲其专门絶学，言之更详。他若陶弘景之《古今刀剑録》、王俅之《啸堂集古録》、王黼之《宣和博古图》、吕震之《宣德鼎彝谱》，亦可以考见制作之源流。然此诸书，皆未成史体，惟吾族祖琰所着《陶説》六卷，言陶工历史，最爲详备（第一卷説今，言饶州今窑。第二卷説古，言古窑。第三卷説明，言明窑及造法。第四卷説器上，唐虞器、周器、汉器、魏晋南北朝器。第五卷説器中，唐器、宋器、元器。第六卷説器下，明器）。此则可爲工业史之模范矣。
商业之史，以吾国重农贱商，故尟有爲之记载者，惟司马迁《货殖传》中载都会之发达，及商人之传记，爲商业史之权舆。然此属正史，无劳举例。其後惟宋严守明有《通商集》三卷、赵勰《广南市舶録》三卷（见《宋史·艺文志》），专言商事，惜其书已佚，无可考证。至明有陈讲《茶马志》四卷、傅浚《铁冶志》二卷、王宗圣《榷政记》十卷，颇亦关於商务，然至於今，亦有録而无书。清自中叶後海禁大开，与外人通商，宜有专爲之史者。光绪中，坊间流传有王之春《通商始末记》二十卷，然考其书，实即王之春之《国朝柔远记》也（见外交史条），书估变其名以求利耳。是故清代通商之事，亦无有专爲之记载者，诚憾事也。惟同治时夏燮，撰《中西记事》二十四卷，中有互市档案，漏巵本末，五口衅端，洋药土税诸篇，颇言通商之事。其他散见於诸家之文集奏议，及海关之统计，东西洋史家之记述，实繁有徒，惜乎无人爲之辑録而爲专史也。
风俗之史，作者亦古。自汉朱赣《条风俗》，班固辑之，以附於《汉书·地理志》之末，言风俗者祖之。其後郑玄作《谱诗》言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之不同，亦颇探原於风化。学者欲觇吾国古代之风俗，则此二书爲最简赅者矣（唐作《五代史志》，而其《地理志》略依古九州区画，条其风俗，颇得朱赣遗意）。自斯以外，纲举目张，条列全局者，实罕其觏。惟汉圈称有《陈留风俗传》（见《隋·志》），晋周处有《阳羡风士记》（见《唐·志》及《史通·补注篇》），宋孝王有《关东风俗传》（见《史通·补注篇》），唐张周封有《华阳风俗録》（见《唐·志》），他若《北荒风俗记》、《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事宜》（以上皆见《隋·志》）、《高丽风俗》（见《唐·志》）诸书，亦实繁有徒。然或专録一地，或略举偏方，或仅载外国，固难与朱、郑等并驾齐驱者也。惟顾炎武作《日知録》，中有《世风》一卷，详言历代风俗，如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等条，颇能言其荦荦大者，惜其偏言土风，未能条举其俗，亦属偏而不全。今日而欲爲风俗史，则必采取社会学之精意，应用人类之条理，庶乎其可以超出於古人之上矣。
前言混合各体者，吾国谓之正史，如本纪、年表之区别以时，世家之区别以地，列传之区别以人，书、志、汇传之区别以事；而此混合各体之史，实创於司马迁，以司马迁《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也。
秦嘉谟《世本辑补》，谓《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皆本於《世本》。“《左传》襄二十一年正义引记文曰‘太甲，汤孙’，《史记索隐》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纪》文，纪记音同，此即《史记》本纪之所本。《左传》桓三年正义引《世本》曰‘武公，庄伯子。韩万，庄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义皆引《世家》文，此即《史记》诸世家之所本。《史记·魏世家》索隐引《世本》曰‘桓子生文侯斯，其传云孺子 ，是魏驹之子’。则《世本·世家》外，复有传，太史公作七十列传，其名亦本於《世本》也”。案秦氏推本本纪、世家、列传於《世本》，其言甚辨，若依其例则表与书亦可谓本於《世本》。表爲表里字，世表之表，乃谱之假借字，《世本》有帝系及王侯大夫谱，即《史记》表之所本。《世本》有《作篇》，记占验、饮食、礼乐、兵农、车服、图书、器用、艺术之原，《史记》八书，即本於此。虽然，《世本》一书，刘向以前未尝称引（《史记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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