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索隐引刘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记，凡十五篇。”《汉书·梅福传》：绥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隋书·经籍志》：《世本》二卷，刘向撰。希祖以爲《世本》、《战国策》皆刘向撰集，而班彪谓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削《世本》、《战国策》。窃谓《世本》、《战国策》，恐司马迁皆见不及，故《春秋正义》云，今之《世本》与司马迁言不同也。余别有《世本考》），其书有燕王喜、汉高祖（见《顔氏家训·书证篇》），亦未必爲古史官所记，司马迁得见与否，实亦未可定也。
司马迁所撰本纪、表、书、世家、别传，其体非其所创，固可断言。本纪爲编年体，本於《春秋》，而其名则本於《禹本纪》（《史记·大宛列传》云，“《禹本纪》言河出崑仑”。又云，“《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表之本字爲谱，桓谭《新论》及刘杳皆云，“太史公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则表本於周谱也（《史记·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十二诸侯年表》云，“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是亦可爲一证）。《尚书》之《禹贡》、《洪范》、《吕刑》等篇，即开後世书志之体，则书本於《尚书》也，《史记·卫世家》，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是《史记》以前已有世家也。《史记·伯夷列传》，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云云，则《史记》以前已有传也。《春秋左氏传》故事，亦爲传之发端，惟一以时爲纲，一以人爲纲耳。由此言之，《史记》以前，史之各体，固已有之。司马迁特混合各体以爲一书耳。此史学进步之徵也。
编年之史，往往局於政治，未覩社会之全体，正史则差能免此弊。世言二十四史爲帝王之家谱，不载民事，亦未免过爲苛论，且未尝浏览其书。且如司马迁《史记》，本纪、书、表、世家，固不免偏於政治，详於贵族。然其篇数，仅占六十，而列传七十篇，大都详载文化，自管、晏、老、庄、孟、荀、申、韩、孙、吴、苏、张、计、范诸子，以及仲尼弟子，汉代儒林，屈、贾、邹、枚、司马、淮南之文学，扁鹊、仓公之方技，以及诸子百家，莫不详爲列传，或连类附见，前既言之矣。他若诸丛传中如循吏、酷吏、刺客、游侠、日者、龟策、滑稽、货殖等传，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而文臣武将，则仅举其荦荦大者。其後班固《汉书》，又加《地理》、《艺文》二志，条举风俗，详言文化。司马彪《续汉书》则有《舆服志》，魏收《魏书》则有《释老》、《官氏》二志。而丛传之中，如范晔《後汉书》之《文苑》、《独行》（後世《卓行》、《一行》等传本此）、《逸民》（後世《隐逸》、《高逸》、《处士》、《逸士》等传本此）、《党锢》、《方术》（後世《方伎》、《艺术》等传本此）、《列女》、《宦者》等传，姚思廉《梁书》之《止足传》，欧阳修《五代史记》之《伶官传》，以及《宋史》之《道学传》，《新唐书》之《藩镇传》，《明史》之《土司传》，皆随世所重，专爲记载，则社会变迁，亦未尝捐弃弗道也。
刘子玄论正史之得失，其言甚辨。以爲纪以包举大端，傅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於天文地理，国典朝章，隐显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爲长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後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传，於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爲短也（见《史通·二体篇》）。详正史之体，储史材则尚称该备，言史理则未臻完密，盖史家最重之职，在明因果之关系，掸社会之真相，若同爲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甚难周览，则始末难寻，因果斯昧，子玄之论，可谓切中其弊矣。
刘子玄《史通》特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五篇，以论其得失，窃谓其言有是有非，不可不辨也。《本纪篇》云，“天子爲本纪，诸侯爲世家。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吴楚僭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案本纪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纪。周自后稷至於西伯，秦自伯翳至於庄襄，爵虽诸侯，而实爲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称帝，中间无统者三十四年，而灭周者秦，故列秦爲本纪。自秦子婴亡至汉高祖称帝，中间无统者四年，而杀子婴、封诸王者项羽。故列项羽爲本纪。必欲称项羽爲僭盗，则刘邦何尝非僭盗乎？必欲以称王爲非天子，则夏、商、周何尝称帝乎？子玄成败论人，实非公论。且《史记》尚有《吕后本纪》，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归吕后，故列吕后爲本纪，而子玄不敢论列，似避武后之嫌，惟於范晔《皇后纪》特致弹论（见《列传篇》）。由此言之，子玄於本纪二字之义，尚未憭然也。《世家篇》云：“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称，岂当然乎？”案：诸侯爲世家，割据称王，未成一统，故亦列之世家；况灭秦之祀，涉实发难，若在班固，必列涉於载记，似觉更当。子玄必欲以盗称涉，毋亦成败论人，又云“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後，而前後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案：帝王追其本，诸侯详其世，本末既明，因果斯判。且子孙爲诸侯，使其先世祖宗爲臣，其蔽与论本纪同矣。《编次篇》云，“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爲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叙事篇》云“《日者》、《仓公》、《龟策传》，固无所取焉”。子玄以爲传以记人，志以记事，自是唐代俗见，昧於传记之原。不悟子长列传，原有以人爲纲、以事爲统两类，以事爲统，後世谓之丛传，又称汇传，盖书志之记事，重在政治，汇传之记事，重在社会，例如《平准书》与《货殖传》，皆记财货之事，而其注意实有不同者也。《表历篇》云：“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説，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案：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传而表之者，有未入传而连类以表之者，表立而纪传之文可省，此万斯同所以补历代史表也。观夫《宋史》表少而纪传繁，《辽史》表多而纪传省，此其明效也（《史通·杂説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於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閲文便覩，举目可详”，则子玄於表，後亦知其有用矣）。子玄《书志》一篇，论辨尤详，以爲“刑法、礼乐、风土、山川，求诸文籍出於三《礼》，而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録，何法盛曰説，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其推论源流，特称明允。惟於《汉书》《天文》、《艺文》、《五行》三志，以爲可以删削，毋事妄载。《宋书》之《符瑞志》、《魏书》之《释老志》，亦以爲不急之务。而可以爲志者有三，曰都邑，曰氏族，曰方物。夫五行符瑞，与当时社会心理有关，实不可去；天文则代有发明，艺文则世有增减；释老一志，可以觇教化，降及後世，景回诸教，杂然并作，尤不可以无志，惟其名不可以释老限耳。夫艺文、释老均爲一代文化所关，何可不详聚史材，以爲後世之参考？而子玄所蔽尤在艺文，以爲“前志已録，而後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夫文籍代增，诚不胜载，然酌剂损益，非无其术。一则当代所撰，务宜全列，子玄亦既言之；一则前世古书，亦既有目，史既断代，则当时亡佚之书，史宜备载。如梁代之书，焚於元帝，宋世之籍，沦於金源，此宜详记者一也。亦有前世亡佚，而忽尔复见，如汉之孔壁，晋之汲冢，清之敦煌石室，永乐重获金元之书，日本复归梁唐诸籍，此宜详记者又一也。当唐之世，《七略》、《七録》犹存，故视汉隋艺文经籍，烦而无当，若使子玄生於今世，必以爲吾国文化所存，全恃二志，得覩其概，又何嫌其妄载哉！
史学要义，以最近者宜最详，良以当代各事，皆由最近历史递嬗而来，其关系尤爲密切。吾国史家，颇明斯义。司马迁《史记》百三十篇，自上古至秦楚之际，年代绵邈，仅占其半；记载汉事，亦占其半（《史记》一书，本纪十二篇，汉占其五；表十篇，汉占其六；书八篇，汉约占其四；世家三十篇，汉占其十二；列传七十篇，汉占其三十八。故自黄帝至秦楚之际，约六十五篇，汉亦有六十五篇）。而汉五世（高、惠、文、景、武），武帝时事，载之尤详，约占五分之二（汉六十五篇，而武帝时事约二十六篇）。可谓最近而最详者矣。班固记载汉事，共爲百篇。自是厥後，每易一代即新撰一史，以至於清，追踪前武，亦成明史，盖亦以最近之史，於当代尤爲切要也。不特此也，班固既成《汉书》，又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此亦记载当代之史尤详於近世史之明证也。自是之後，私家记述当世之史，代不乏人。自魏收《魏书》有秽史之目，至隋开皇乃发令禁絶人间撰集国史，臧否人物，於是设官修史之局开，私家着述之风微。然国史虽爲官修，而野史之业仍未絶也，南宋、南明，其风尤甚，尊王攘夷之微义，爲外来君主所最忌，至清顺治、康熙，乃大兴史狱，庄廷鑨、戴名世以此诛夷，乾隆时又销毁明季史书，不遗余力，自是私家记述当代史事之风絶矣。故今日而欲言史学，当屏除官史而奬励私史，又当整理古史而尤宜注重当代之史（整理古史，以通史爲归；注重当代之史，则自清中叶以迄民国今日百年之间，尤爲重要。吾国旧时，以《史记》、《通志》、《南北史》、《五代史》皆目爲通史，其实《史记》、《通志》略具通史之质，《南北史》、《五代史》则章学诚所谓丛史而已，不可混也）。
以一事爲纲，而记述其始末，始於《尚书》之《金滕》、《顾命》。至宋袁枢，乃有纪事本末一体，此亦史学进步之徵也。盖纪传之弊，一事复见数篇，主宾莫辨；编年之弊，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其於事之因果，皆难综核，而欲发明大律，指挥人事，固其难也。自纪事本末出，遂使纪传、编年贯而爲一，以事爲经，以时爲纬，远因近果，於是麤备。盖史学发达之次叙，其始杂记事端，年月莫备，其次详编年月，始末间隔，再进则事时兼顾，始末萃列，掸因寻果，方臻精密，盖斯体发生，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
自宋袁枢撰《通监纪事本末》四十二卷（或作二百三十九卷，以一篇爲一卷耳），杨万里爲之序，以爲“予每读《通监》之书，见事之肇於斯，则惜其事之不竟於斯，盖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知其初。自袁书出，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读其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宋淳熙本《通监纪事本末》序）。而赵与 亦云“通监以编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体。编年则一事而岁月辽隔，比事则虽累载而脉络贯连，故读《通监》者如登高山、泛钜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读之，则根干枝叶绳绳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了然在目中矣”（宋宝佑大字本《通监纪事本末》序）。是纪事本末者，实所以救编年之弊者也。其後明陈邦瞻作《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六卷（或作一百九卷，亦以一篇爲一卷）、《元史纪事本末》四卷（或作二十七卷），虽以宋史、元史爲名，似爲纪传体而作，其实仍以编年爲前驱也。盖其时薛应旗有《宋元资治通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有《宋元资治通监》六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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