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他那雪茄的烟蒂儿丢进水里，双肘靠在舷墙上，沉思地凝望着波涛。
“多么令人厌烦啊，”他说，“蓝色，绿色，蛋白色；蛋白色，蓝色，绿色；当然啦，就波涛的情况而言，一切都很好，可是，三个月来总是这样的波涛，那就叫人受不了啦，特别是--”
他并不想说完这句话；他的思想仿佛在中途开了小差，把他带到千里之外去了。
“可怜的小姑娘，她会多么高兴啊！”他喃喃地说道，一面打开烟匣，懒洋洋地看看匣子里的东西。“多么高兴而又多么惊奇！可怜的小姑娘！何况在三年又六个月之后；她会大吃一惊的。”
他是个大约二十五岁光景的年轻人，一张黑苍苍的脸，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他生着漂亮的棕色眼睛，其中有一种女性化的笑意，从眼睫毛底下闪闪烁烁地冒将出来；浓密的胡髭和络细胡子遮住了整整下半个脸庞。他身材高大，身体壮实；他穿一套宽松的灰色西装，戴一顶呢帽，漫不经心地盖在他的黑发上。他的名字叫乔治·托尔博伊斯。优等海船“百眼巨神号”满载澳大利亚羊毛，正从悉尼驶往利物浦，他是这艘船上的一个住在靠近船尾的头等舱的旅客。
“百眼巨神号”上头等舱里的旅客为数很少。一个垂老的羊毛商人，在殖民地发了财，带着妻子和女儿们回到祖国去；一个三十五岁的家庭女教师，回家去同一个订婚已达十五年之久的男人结婚；一个富有的澳大利亚酒商的多愁善感的女儿，要到英国去修完她的学业；这几个人和乔治·托尔博伊斯，部是船上的头等舱旅客。
这个乔治·托尔博伊斯是船上的生命和灵魂，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是干什么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然而，人人都喜欢他。他坐在餐桌的末座，船长尽主人之谊，友好地设宴招待时，他给他当助手。他打开一瓶瓶香槟酒，跟每一个出席宴会的客人共饮干杯；他讲笑话，自己带头发出洪钟般的欢笑声，谁要是连纯粹出于意气相投而大笑一番都办不到，那就必定是个迟钝的粗汉了。他在猜牌、打二十一点，以及一切热闹欢乐的游戏里都是个好手，游戏使这围着房舱灯火的一圈人埋头于天真的娱乐之中，飓风可能在他们的头上呼啸而过，他们却充耳不闻；但他痛快地承认自己对于玩惠斯特牌毫无天才，而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他连马和车也分不清楚。
事实上，托尔博伊斯先生决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绅士。脸色苍白的家庭女教师曾竭力跟他谈论现代文学，但乔治只是捋捋胡子，瞪眼瞧着她，偶然说一句，“啊，是的！”以及“哈，当然啰！”
回到家乡去修完她的学业的、多愁善感的年轻小姐，曾用雪莱和拜伦去考他，他便公然嘲笑她一番，仿佛诗歌是个笑话似的。羊毛商人跟他谈政治，但他似乎并不深通此道；所以他们就让他自行其是：吸着雪茄同水手聊天，斜靠在舷墙上凝望水面，用他自己特定的方式使人人觉得他是容易相处的。然而，当“百眼巨神号”离英国只剩两星期的航程时，大家都注意到了乔治·托尔博伊斯身上的变化。他变得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有时兴高采烈，房舱里响彻着他的笑声；有时快快不乐，沉思默想。尽管他是水手们的宠儿，但他老是问起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抵达英国陆地的各种问题，终于使水手们感到厌烦，不想回答他了。还要走十天，十一天，十二天，十三天？顺风顺水吗？这船一个小时能走多少海里呢？接着，他往往突然大发脾气，在甲板上跺着脚，大声嚷嚷，骂这海船是条东倒西歪的老船，骂船主是个骗子，在广告上吹牛，说它是航行迅速的“百眼巨神”。骂这船是不适宜载运旅客的，不适宜载运急不及待的、有心有灵魂的生物的；只配装些打成包的蹩脚羊毛，说不定羊毛在海上就腐朽了，那样也不见得更糟。
乔治·托尔博伊斯在八月的黄昏里点上他的雪茄时，夕阳正在沉落到波涛后面去哩。水手们在那天下午告诉他，只要再过十天就可以见到英国海岸了。“我要跳上第一只招呼我们的小船上岸去，”他大声说道，“我要乘小划艇上岸去，天哪，如果达到这个地步，我就游到岸上去。”
他的头等舱里的朋友们，都嘲笑他的急不及待，只有脸色苍白的家庭女教师不在此列：她叹息着瞧那年轻人埋怨时间过得太慢，推开那没有喝过一口的醇酒，烦躁地把身体投在房舱沙发上，在升降口梯子上跑上跑下，凝视着滚滚波涛。
当夕阳殷红的边缘沉没到了水里时，家庭女教师走上升降口的梯子，到甲板上来散步，而其他旅客都坐在下面喝酒。她走近乔治时便停下来，站在他的身边，眺望西天正在消退的那一片猩红。
这位女士十分文静，腼腆，难得参加头等舱的文娱活动，从不哈哈大笑，讲话也极少；但她和乔治·托尔博伊斯在整个旅程中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莫利小姐，我的雪茄熏得你难受吗？”他从口角边取下雪茄，说道。
“根本不碍事；请你继续抽烟好了。我只是上来看看日落。多么可爱的黄昏啊！”
“是，是可爱，大概是吧，”他不耐烦地答道，“可是时间太长了，太长了！还有十个冗长不堪的白天，还有十个令人厌倦的黑夜，才能登上陆地哩。”
“是啊，”莫利小姐叹息着说道。“你但愿时间缩短吗？”
“我吗？”乔治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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