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及「布幣於國」，兩「布」字義與此同。
〔五〕 元材案：貲者助也。以幣貲金，謂以貨幣為黃金之輔也。金價貴，幣價賤，故巨家以金，小家以幣。蓋即上文「大家眾，小家寡」之意。換言之，即大家多借，小家少借也。
〔六〕 元材案：周岐山即周地之岐山，太王所遷者，在今陝西省岐山縣東北。崢丘又見《輕重丁篇》。細玩兩處文意，其地似在西北一帶。塞丘則又在崢丘之西，疑指西北邊郡而言。《漢書 食貨志》云：「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卬給大農。」顏師古注曰：「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二郡故塞更廣也。」《史記 貨殖列傳》：「塞之斥也，而橋姚已致馬千匹。」然則所謂塞丘云云，豈即漢武帝時所斥之塞之反映耶？
〔七〕 元材案：古代壽陵有四。一為燕之壽陵。《莊子 秋水篇》：「且子不聞壽陵餘子之學步於邯鄲與？」成玄英疏：「壽陵，燕之邑。」一為趙之壽陵。《史記 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集解》徐廣曰：「在常山。」一為秦之壽陵。《史記 呂不韋傳》：「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一為漢之壽陵。《漢書 元紀》：「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渭城本秦咸陽縣，漢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罷屬長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故城在今陝西省咸陽縣東。此文既云「周壽陵」，自是指周地之壽陵而言。但周無以墓地稱壽陵之事。疑此壽陵即漢壽陵。少沙，張佩綸云：「即東萊郡之萬里沙。」聞一多云：「少沙即夙沙。在今山東舊膠東道境。」今案少沙究在何處，今已無考。但既云在周壽陵之東，則其地是指東方某地而言甚明。上言「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此言「周壽陵而東至少沙」，則著者顯係以周畿關中地區為中心。由此以西至西北邊郡新斥之塞。由此以東則至濱海之萬里沙或夙沙。北則至於龍門大夏。由此等地望觀之，則本書必非秦漢以前所作明矣！
〔八〕 丁士涵云：「據乃振字誤。」郭沫若云：「丁說非是。『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既為『中田』，且尚不知歲之豐斂，何以即先『振之以幣』？說不可通。『據』謂枝持也，即預貸之以幣，以作耕事之準備，將來視歲之豐斂，尚須回收，以穀物還付。」元材案：郭駁丁說是也。但「據」即「陰據其軌」及「軌據」之據，乃據而守之之意，解已詳上文。謂為枝持，尚未得其義。
〔九〕 元材案：三壤即指上文「龍夏之地」、「周岐山以西至崢丘之西塞丘」之山田與「周壽陵而東至少沙」之中田而言。此謂三地之穀已為政府所占有，藏則重，故又坐長至於再什倍也。再十倍即二十倍，解已見《巨（筴）乘馬篇》。
〔一０〕丁士涵云：「『齊』字衍。『滿衍』是繁盛之義。《山至數篇》云：『伏尸滿衍』，則『滿衍』二字連文。」張佩綸云：「《山權數篇》『梁山之陽』，《輕重丁篇》『龍鬥於馬謂之陽』。今以意定之，梁者梁騶也。《魯詩傳》：『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渭』『瑣』並淄之誤。『瑣』一作「璅』，與『淄』相近。淄陽，淄水之陽。《漢書 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泲。』《周禮 大司徒》『墳衍』，注『下平曰衍』，言牛馬滿於齊之衍也。」聞一多云：「梁，梁山：渭，渭水。自昔為產馬之地。趙之先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於汧渭之間，是也。馬以梁渭所產者為佳，故馬稱梁渭。『陽瑣』當作『瑣陽』。左定七年傳『齊鄭盟於瑣』。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今河北大名縣）。梁渭斥馬言，然則瑣陽殆斥牛言歟？『梁渭瑣陽之牛馬滿齊衍』者，牧養牛馬之地雖在齊，其種固不妨來自梁渭瑣陽。諸家或欲刪『齊』字，或欲改梁渭陽瑣為梁騶淄陽，失之泥矣。」郭沫若云：『梁渭』與『陽瑣』，當是二家姓名。下文云『國為師旅，戰車敺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櫎而庚（更）子牛馬』，兩『子』字均指此有牛馬者言。又其下兩見『二家』字，故梁渭與陽瑣必為二家姓名，文字始成條理。」元材案：梁即梁山，渭即渭水，聞說是也。但「渭陽」二字當連讀。梁渭陽，即梁山與渭陽。梁山，《方輿紀要》：「在乾州西北五里。山勢迂迴，接扶風、岐山二縣之境。」渭陽，《漢書 地理志》：「左馮翊陽陵，故弋陽，景帝更名。莽曰渭陽。」故城在今陝西省咸陽縣東。瑣即左定七年「齊鄭盟於瑣」之瑣，今地未詳。衍即《漢書 郊祀志》「其口止於衍」之衍。注引李奇曰：「三輔謂山阪間為衍。」依《山至數篇》「伏尸滿衍」一語觀之，則「滿齊衍」者，謂充滿於齊國之平野，猶《鹽鐵論 鹽鐵取下篇》之言「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蓋極言牛馬之多也。此處以梁山渭陽及瑣之牛馬可以滿齊衍，與上文以齊可以在龍夏岐山以西至塞丘，壽陵以東至少沙等地區進行農貸，及《輕重丁篇》以渭水之陽為齊郊，《輕重戊篇》以齊可以令人載粟處芊之南，魯可以削衡山之南，皆是著者任意捏造事實，以為說明其所謂輕重之筴之舉例，初未計及所捏造事實之是否合於歷史與地理的真實情況，故遂露此破綻也。而著者之屢以周秦漢代及新莽地望（如周岐山壽陵及渭陽江陽等）及三輔方言（如衍）為言，可見其為長安人或雖非長安人而實際居住在長安者，實甚顯明。張佩綸不知此理，硬欲證明書中某地為春秋時齊國之某地，徒見其徒勞無功而已！聞氏以「牛馬種來自梁渭瑣陽」釋「滿齊衍」，郭氏以「梁渭陽瑣為二家姓名」，均嫌牽附，故不從之。
〔一一〕豬飼彥博云：「『敺』疑當作『區』。言區別馬之顛齒以相其長壯也。」張佩綸云：「『敺之顛齒』，當作『區其顛齒』。《詩》『有馬白顛』。《爾雅 釋畜》：『馬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論語》馬融注：『區，別也。』《後漢書 馬援傳》：『臣謹依儀氏〈革奇〉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髟者}，丁氏身中，備以數家骨相以為法。』區其齒，《周禮》鄭司農注：『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說文：『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馬八〉，馬八歲也。』量其高壯，《周禮 庾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元材案：兩氏說皆是也。區之顛齒，所以辨馬之老少；量其高壯，所以辨馬之大小。老少大小不同，價格亦自不一，故須區而量之。
〔一二〕元材案：此當作「戰車敺就斂子之牛馬」為句。此「敺」字與上「敺」字之作區別講者不同，此「敺」乃古「驅」字。「戰車敺就斂子之牛馬」，即《鹽鐵論 散不足篇》賢良所云：「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牧，以車就牧」之意。
〔一三〕張佩綸云：「『二家』當作『為下』。牛馬為上，粟為下，猶上文所云：『穀為上，幣為下』也。」聞一多云：「張改『二家』為『為下』是也。『牛馬』下當重『牛馬』二字。此讀『請以穀視市櫎而庚子牛馬』句，『牛馬為上』句，『粟為下』句。」郭沫若云：「原文不當增改。『為上粟二家』者，為此納粟於『梁渭』與『陽瑣』二家也。舊說於梁渭與陽瑣均作為地名多事追求，故於『二家』之語不得其解。官家正以粟易牛馬，安用於粟與牛馬分上下耶？」元材案：張說是也。「而庚子」即「而庚子牛馬」之省文，《輕重乙篇》「請以平價取之子」，下亦無「粟」字可證。「為上為下」乃本書特用術語，解已見《巨（筴）乘馬篇》及本篇上文。蓋政府以穀准幣，作為償還牛馬之價之用，於是牛馬為政府所占有，而穀則散入於民間。聚則重，散則輕，故牛馬之價遂進居上風，而穀則退居下風也。若作「為上粟二家」，則全文皆不成辭矣！
〔一四〕趙用賢云：「下『二家』一本作『立貲』。」安井衡云「古本作『立貲』。」張佩綸云：「元本、朱本下『二家』作『立貲』，涉下『立貲』而誤，不足據。『二家』謂『巨家』『小家』。」郭沫若云：「『二家』即梁渭與陽瑣二家，不當改字。作『立貲』乃涉下文『請立貲於民』而誤。二家得粟，散之，以求合算。『反准』，即合算也。」元材案：張說是也。「反准」即「穀反准」之意，亦本書特用術語，解已見上文。二家者指上文「巨家」「小家」而言。此兩種之家或係高田之民，或係中田之民，皆所謂「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與山田之須由政府「布幣而調之」或「以君寄幣振其不贍」者完全不同。二家之粟，因政府「以幣據之」而坐長至二十倍。今又由政府取以庚牛馬之主，其粟由二家而散入於民間。散則輕，故其價必將回跌至於原有之水平。如此，一轉手間，民間之牛馬則已不費政府公帑而盡為國家所占有矣。所謂「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即此意也。郭氏以「反准」為「合算」，與本書宗旨不合，故不可從。
〔一五〕元材案：「管子曰」三字衍文。或則「管子曰」上應有「桓公曰」云云。此言以收斂之馬為馬母而假之於民，與上文緊相銜接，不應忽又插入「管子曰」三字。
〔一六〕張佩綸云：「《說文》：『貲，小罰以財自贖也。』倍，反也。如《論語》『必使反之』之反，蓋覆之也。《漢書 哀帝紀》『諸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田宅，無限，與民爭利，其議限列。』今曰『內毋有其外』，限內者不罰，限外皆為受罰之地。如此，可得千乘之馬也。」許維遹云：「『內毋有其外』，義不可通。疑當讀作『內無有』為句，『其外皆為訾壤』為句，兩『外』字衍其一。」郭沫若云：「當讀為『有田倍（培）之內，毋有（囿）其外。』蓋有田者之疆界當於田內為之培，不得侵越壤土，設囿於田之外。如此則畜牧有所也。」元材案：「立貲」亦本書特用術語，即訂立合同，說已詳《乘馬數篇》。許斷句及衍一「外」字皆是。「有田倍之」者，謂放借馬母時，有田者比無田者加倍以貸也。「內」指內地，「外」指邊地。謂牛馬乃西北邊地之產物，非內地所宜。《鹽鐵論 未通篇》所謂「內郡人眾，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溫濕，不宜牛馬」者是也。故當以邊地為「立貲」之主要對象，而內地則無之。如此則被鞍之馬千乘不難立致，而齊之戰車亦由此得以具備，不必另向丘邑之民有所籍求矣。《漢書 食貨志》云：「令民得畜馬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又云：「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二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前者《通鑒》列在武帝元鼎五年，後者據《集解》在「元鼎六年」。蓋武帝時，方北伐匈奴，馬隊之編建最感需要，故有此舉。今本文所謂「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豈謂是耶？
〔一七〕元材案：「去」即下文「去其田賦以租其山」之去，除去也。「丘邑之籍」者，《漢書 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是戰車籍於丘邑，乃古制也。今立貲壤以畜養戎馬，不賦於民而千乘以具，故曰「去丘邑之籍」。
〔一八〕安井衡云：「『朝夕』猶貴賤也。」張佩綸云：「『朝夕』如日景之朝夕，水之潮汐，猶言高下。」許維遹云：「『朝夕』與下『高下』對舉，則『朝夕』猶美惡也。《管子》一書用『朝夕』者屢矣，往往隨文見義，並無定訓，此其一也。」郭沫若云：「朝夕即潮汐，猶言漲落。安井訓為『貴賤』，不誤。《管子 輕重篇》每以國穀兼攝主幣作用，以此操縱萬物之輕重，故曰『國穀之朝夕在上』。」元材案：朝夕指物價貴賤漲落而言，安井及郭氏說是也。郭氏「以國穀兼攝主幣作用」之說，除此處外，又分見於《山至數篇》按語中。此與梁啟超謂管書中之穀類似於近代之實幣，而金屬貨幣則相當於近代之紙幣」者（見梁著《管子傳》）同一誤解。實則本書中所言貨幣，乃貨真價實之貨幣，而穀物則是一種舉足輕重之商品，有時亦能代行貨幣支付手段之職能。本書作者之所以將穀物從萬物中抽出列為一方者，只是由於已認識到穀物所處地位之重要。封建國家擁有貨幣，即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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