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用語。《史記 李斯傳》「請一切逐客」。《貨殖傳》：「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又《鹽鐵論 復古篇》：「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漢書 平紀》：「吏在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貢禹傳》：「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匈奴傳》：「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劉向《戰國策序》：「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術也。」顏師古注《平紀》云：「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什九」者，十分之九也。《山國軌篇》云：「穀一廩十，君常操九。」《山權數篇》云：「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穀之原價本僅為一，由於為國家所收藏，藏則重，故坐長加十。除原價外，獲利九倍。故曰「國穀之櫎，一切什九」也。
〔二０〕丁士涵云：「當作『還穀而應幣』。《山國軌篇》曰『然後調立環乘之幣。』又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以穀准幣』，即是國筴，故『應幣』謂之『應筴』。）又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是其證。」何如璋云：「『應穀』，『穀』字宜作幣，沿上而誤。應幣者謂准所需之幣，以穀應其數也。」張佩綸云：「還穀應幣，即《周禮 旅師》用粟春頒秋斂之遺法。」郭沫若云：「丁校非是。『還穀而應穀』不誤。『還穀』者指假幣於民而使之以穀償還。『應穀』者指以穀代幣，購置器械以備公用。承上兩事而言，故下文結之以『穀器皆資，無籍於民。』言穀物與器用皆足，而不增加稅籍。『穀器皆資』，『穀』字原作『國』，因音近而訛。丁所引《山國軌篇》『資家假幣』云云，乃富家向官家假幣，官家以賤價之穀代幣而與之，預約以幣償還其穀。及穀貴，富家乃不得不准貴穀之價而償幣。故曰『環穀而應假幣。』丁未得其解。」元材案：以上諸說皆非也。《山國軌篇》所謂「還穀而應筴，國奉決」，是以穀准幣支付「國奉」之價。所謂「還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則是以穀准幣，清償所負委貲家所假給政府之債。以彼例此，則此處「還穀而應穀」，當作「還穀而應器」。謂百工所奉器械之價，只須以「一切什九」之穀支付之，即足以清償債務而有餘。故下文即承之曰：「國器皆資，無求於民」也。「資」當作「贍」，字之訛也。說詳《山權數篇》。「國器」一詞，又見《山至數篇》，指合於國用之各種器械而言。「國」字不誤。
〔二一〕張佩綸云：「無籍於民者，縣邑里之器械本當征之於民，今以穀幣出入之贏餘資之，不必別取於民。」元材案，此說是也。惟於此有應注意者三點：第一，「國器皆資」之「資」，乃「贍」之誤字，上已言之。張氏讀為資，當改正。第二，「無籍於民」一類之文句，在本書中實數見而不一見。如《乘馬數篇》云：「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國蓄篇》云：「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又云：「故不求於萬民，而藉於號令也。」《山國軌篇》云：「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又云：「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又云：「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又云：「軌守其時，又官天財，何求於民？」又云：「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地數篇》云：「軍五歲，無籍衣於民。」又云：「終身無籍於民。」《揆度篇》云：「五官之數，不籍於民。」《輕重甲篇》云：「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輕重乙篇》云：「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無籍而自足。」《輕重丁篇》云：「故國八歲而無籍。」又云：「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又云：「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又曰：「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一書之中，蓋不僅三致意焉而已。蓋本書著者言財政經濟政策，正以無籍而用足為其中心之主張。其所持理由，約有三端。《國蓄篇》云：「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海王篇》及《輕重甲篇》略同。此以籍民為妨害國民之生產力，一也。《國蓄篇》又云：「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籍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此以籍民為強奪國民之所得，二也。《輕重甲篇》云：「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為國之數。」又云：「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以籍民為足以損民而益商，三也。以此之故，著者認為籍求於民，實非理財之善法，故主張施行輕重之筴以代之。梁啟超名之曰「無籍主義」。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然此種無籍主義，實亦本之於秦漢時代的理財家而非著者所特創。《鹽鐵論 非鞅篇》大夫曾有「商君相秦，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之言。《漢書 吳王濞傳》亦載：「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至漢武帝用桑弘羊為大農，其所獲成績，更為巨大。《史記 平準書》云：「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又《鹽鐵論 輕重篇》御史云：「大夫君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又《漢書 蕭望之傳》載張敞云：「昔先帝（指武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所謂「不賦百姓而師以贍」，「以故無賦國用饒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賦斂不增而用足」，及「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無疑是本書所謂「無籍而用足」之所自昉。此又本書之成，不得在秦漢以前之一證也。第三，此種無籍主義，形式上雖「但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國蓄》），但實際上，其所給予人民之危害性，則更甚於奪。即以「還穀而應器」一事而論：還與環同。謂國家既以幣准穀掠取農民手中因受季節性影響而跌價之五穀，又以穀准幣，利用通過國家囤積居奇而暴漲至重二十倍之五穀掠取名義上為百工，實際上為兼營手工業生產之農民所有之器械。如此，一轉手間，遂使農民於不知不覺中受到雙重之剝削。誠如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論及德國帝國主義輸出資本時所指出：「它要從一條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第一張皮是從貸款取得的利潤；第二張皮是在同一筆貸款用來購買克虜伯的產品或鋼業辛迪加的鐵路材料等等時取得的利潤。」卻仍以十分欣賞之態度，美其名曰「國器皆贍，無求於民」。作者之剝削階級立場，於此殆已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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