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不散也。」張榜云：「秩宜作迭。」王念孫云：「秩讀為迭。迭，更也。穀貴則物賤，穀賤則物貴。是穀與物更相勝也。集韻『迭』『秩』并『徒給切』。聲相同，故字相通。」宋翔風云：「秩，次也。謂穀物以次第相勝。」何如璋云：「秩，《廣韻》：『次也，常也，序也。』言穀物之數互為貴賤。」元材案：以上四氏說皆可通，尹注非。秩相勝者即互為反比例之意。蓋政府輕重之筴之得以施行，其竅妙即全在於穀與萬物之互為反比例而不得歸於平衡。苟非然者，則兩者之間同貴同賤。同貴同賤則高下不貳。雖有計然、白圭，亦將無所施其技，豈尚能收「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之效耶？
〔四〕 尹注云：「小曰室，大曰廡。毀成是使人毀壞廬室。止生是使人不兢牧養。禁耕是止其耕稼。正人，正數之人，若丁壯也。離情謂離心也。贏謂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何如璋云：「按正籍一戶止一人，是豪富與小民均出，故謂養贏。注義未明。」張佩綸云：「贏，有餘賈利也。《毛傳》：『養，取。』『養贏』即《龍子》所謂『取盈』。舊注非。」姚永概云：「『以正人籍』，計口而籍之也。計口則人無免者，故曰『離情』。『以正戶籍』，計戶而籍之也。計戶則大戶口多者利矣。故曰『養贏』。」元材案：諸籍又分見《海王篇》及《輕重甲篇》。惟「室廡」《海王篇》作「臺榭」，《輕重甲篇》作「室屋」。又兩篇皆無「田畝」及「正戶」二籍而另有「樹木」一籍。可證本篇作者是反對「籍於樹木」又不主張征收田畝稅者，與《山國軌篇》「去其田賦以租其山」相同。胡寄窗謂管子所謂「無籍於民」是指強求的征籍而言，不包括所謂「君之所宜得」而又為人民「所慮而請」的租金與土地稅在內。既未注意及本篇與《山國軌篇》對於取消田賦之主張，而又誤認為「地租」是「既是『君之所宜得』的收入，也是各種類型的土地占有者『所慮而請』的『自愿』繳納，不屬於強制收入的範圍」，實有未合。至「養贏」一詞，似不專指大戶口多者而言，又包括「避籍浮浪，役屬於大賈蓄家」者在內。《鹽鐵論 禁耕篇》大夫云：「是以養強抑弱而藏於跖也。強養弱抑，則齊民消。若眾穢之盛而害五穀。」養強即養贏也。郭沫若謂「贏」當為「羸」者非。
〔五〕 豬飼彥博云：「『遍』當作『偏』。因其不可畢用，故偏行之。」元材案：《通典 食貨》十二引此亦作「偏」。但仍以作「遍」為是。《國准篇》云：「請兼用五家而勿盡也。」又云：「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輕重戊》云：「並用而毋俱盡也。」即此「遍行而不盡」之意。《通典》及豬飼氏說均失之。
〔六〕 元材案：此論天子諸侯宜各以「籍於幣」、「籍於食」為國用之主要來源，不當以「籍於萬民」為務。惟幣、食二者不可絕對分開。上文言「據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又云「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所謂「財准平」之法，亦以「萬鍾千鍾之藏」與「藏繈千萬百萬」並稱。可見二者乃輕重政策之兩大工具，如鳥之有左右翼者然。任缺其一，皆將無法進行。而此處乃特為分開言之者，蓋在天下一統之時，只有中央政府得操貨幣鑄造與發行之權，至於地方郡國，則但須利用中央政府所鑄造發行之貨幣，作為御穀物輕重之間之資金即為已足，固無庸自行鑄造與發行貨幣以混亂全國之金融體系也。何如璋釋此文云：「籍於幣，籍於食，言天子諸侯所籍不同，以治國與治天下殊也。《山至數篇》『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遍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即是此義。」其說是也。又案此處「籍於幣」「籍於食」，與《輕重丁篇》所云「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之「幣籍而務」「穀籍而務」意義不同。幣籍而務、穀籍而務者，謂以斂幣斂穀為務也。籍於幣，籍於食，則不過以幣與食為施行輕重政策之本錢。前者以幣穀為籍之目的，後者則以幣食為籍之手段。故特加一「於」字以別之。此等處最不可忽視。
〔七〕 尹注云：「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也。」安井衡云：「上文云『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繈』。然則中歲石十之價，不止十錢。蓋亦謂所加之邪贏，故名籍耳。」何如璋云：「中歲，平歲。『糶石十錢』，言以上歲所積，糶之中歲，石加十錢。故下云『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也。」元材案：此處所論，蓋即所謂糧食專賣政策。其法與《海王篇》之鹽鐵專賣政策大致相同。《海王篇》言鹽，則曰「令鹽之重升加分彊，升加一彊，升加二彊」，言鐵則曰「令鍼之重加一，刀之重加六，耜鐵之重加十」，皆指加價而言。則此處所謂「中歲糶石十錢，凶歲糶石二十錢」者，亦系指專賣後所得純利而言。尹氏所云「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利」，安井衡所謂「蓋亦謂所加之邪贏」，何如璋所謂「石加十錢」是也。如作穀之實價講，則下文所謂「月有四十、三十、二十及八十、六十、四十之籍」為不可解矣。大男大女及吾子解已見《海王篇》。尹注謂「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者非。又案《鹽鐵論 散不足篇》賢良云：「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半月食十五斗，一月共食三石。又《漢書 匈奴傳》嚴尤諫伐匈奴云：「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糒即乾糧。一人三百日食乾糧十八斛，一個月食一石八斗。按穀每斛出乾糧六成計算，與《鹽鐵論》所舉數頗合。又《漢書 趙充國傳》：「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計每月每人食二斛六斗六升餘。前者所食與本篇大女相同。後者是軍人食量，依理應大於一般人。但所食之數，僅比吾子稍多，去大男大女均相差甚遠。當是賢良有意誇大，而本篇作者則比賢良又更為誇大，猶《海王篇》及《地數篇》之言食鹽之數矣！
〔八〕 尹注云：「嗇，斂也。」丁士涵云：「『收』疑『畝』字誤。」元材案：兩氏說是也。「畝嗇戶籍」一語又見《輕重乙篇》，畝亦誤為收。畝嗇戶籍者，謂按畝而斂，挨戶而籍。
〔九〕 尹注云：「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元材案：《海王篇》云：「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又曰：「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與此處所言，語意全同。服籍，解已見《海王篇》。
〔一０〕何如璋云：「廩，積也。一人積之，十人得仰其餘。百人千人視此。言儲蓄之要也。」張佩綸云：「廩，稟之誤。說文：『稟，賜也。』此就上農夫食九人計之。一人之賜穀十人得餘，十人之賜穀百人得餘，百人之賜穀千人得餘。一說：廩，藏也。此釋上『穀有所藏』。言一人所藏之穀食，散之則十人得餘。十人所藏之穀食百人得餘，百人所得之穀食千人得餘。」元材案：兩氏說皆非也。上文方暢論糧食專賣政策利益之大，此處不得以私人藏穀或賜穀承之。《漢書 貢禹傳》禹上書言：「陛下過意徵臣……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云：「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顏師古注前「廩食太官」云：「太官給其食。」注後「廩食」云：「給其食。」是知「廩食」即食於官。惟此處則是指向政府倉廩中糴取穀食而言。餘即《山至數篇》「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之餘，謂盈利也。此謂糧食既由政府專賣，則加一加二乃至加九加十，皆在政府掌握之中，非人民所能過問。如此，但須有人依恃購買政府倉廩之穀以為食者，則政府所獲盈利便足以為養活十人之用。以此類推，廩食之人愈多，可得之餘愈大，而得餘之人亦因之而愈眾。故曰一人十人百人廩食，則十人百人千人得餘也。以上論糧食專賣政策，承「諸侯籍於食」而言。以下論運用貨幣進行買賤賣貴，承「天子籍於幣」而言。
〔一一〕元材案：此「物」字包括貨幣本身及其他一切貨物而言。蓋從計然所謂「論其有餘不足而知貴賤」之說發展而來，其含義與近世資產階級經濟學者英人休姆之貨幣數量說頗為近似。休姆之意，以為一切貨物之價格，由貨物數量與貨幣數量之比例決定之。貨物數量或貨幣數量發生重大變化，一切貨物價格即有漲跌。即貨物量增加，價格下落；貨物量減少，價格騰貴。反之，貨幣量增加，價格騰貴；貨幣量減少，價格下落。又以為影響一切貨物價格者並非全國之貨幣量，亦非全國之貨物量；而為出現在市場中之貨物量與流通於市場中之貨幣量。儲藏不用之貨幣對於一切貨物價格不發生影響。保存不售之貨物對於一切貨物之價格亦不發生影響。故決定一切貨物價格者，僅為流通之貨幣量與待售之貨物量之比例而已。本文後二句實最重要。在計然時代，尚只發現「有餘則賤，不足則貴」，即所謂「物多則賤，寡則貴」之原理。換言之，即計然對於物價之規律，尚止發現其上半截，尚只發現物價之自然規律。至於如何實現此一自然規律之人為的規律，即所謂「散則輕，聚則重」的規律，則直至本文著者始得完全認識。蓋政府運用「物多則賤，寡則貴」之原理時，並非將全國之貨物量或貨幣量予以真正之增加或減少，有如一九二二年秋季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生危機時，巴西則將咖啡拋入海中，美國則將小麥代煤用以燃燒火車蒸汽鍋，又將牛乳傾入河中，將魚類食物拋入海中，並毀滅牲畜，摧殘禾苗，以期減少市場上之糧食與棉花。（見列昂節夫《政治經濟學》第一章第七節）但須以散聚之手段，實行斂輕散重，使流通於市場之貨幣量或待售於市場之貨物量，依照客觀之需要而增加之或減少之。即可達其目的而有餘矣。關於此一原理，本書中各篇論述之者不一而足。而其最足以說明此一原理者，莫過於下列二條：第一：「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什倍」。（《山國軌》）第二：「則一國之穀貲在上，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山至數》）所謂「在上」，即謂貨幣或貨物從市場中退出而為政府所收藏。所謂「在下」，則謂貨幣或貨物仍在市場中流通。著者之意認為如果流通中之貨幣，由政府收回百分之九十，使流通中之貨幣數量，只為原有十分之一，則幣價上升而物價大跌。此時，政府即宜以貨幣出籠，大量收購貨物，則貨物之絕大部分退出市場，而為政府所收藏。于是流通中之貨幣數量大為增加，而待售之貨物數量大為減少，幣價大跌而物價大漲。因此物價之變動隨流通於市場貨幣數量之增減而漲跌，而單位貨幣之價值亦隨流通於市場中貨幣數量之多寡而降升。當然所謂貨幣數量說本身，就是一種極其錯誤的貨幣理論。無論計然或本書著者也好，或者資產階級學者休姆也好，他們都不懂得這一道理：「貨幣加入流通的時候，它的價值是已經規定好了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一版第七十九頁）但在一千多年前，本書對此一問題，即已有較詳細之論述，實亦不可多得矣！
〔一二〕劉績云：「《通典 注》：『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上也。」張爾田云：「布帛指作衣之布帛。謂穀與布帛多時，則政府出幣收買，以幣賦民，故曰『予衣』『予食』。予者賦也。若遇穀與布帛少時，則政府出穀與布帛而收回所發之幣。此處未言，蓋互文以見義也。」元材案：此予字亦當訓為售，解詳上文。「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者，即《史記 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凶，取絮帛，予之食」之意。《史記》此處未言貨幣，然下文有「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之語。則白圭並非以物易物者甚明。蓋白圭當歲熟穀賤時，則買穀而賣絲漆繭。當歲凶穀貴時，又買絮帛而賣穀。與本篇所論，實毫無二致也。劉、張二氏說皆非。
〔一三〕元材案：准者平准也。「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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