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那些为着或种原因而失却中等教育机会的人，可以得到许多补救的便利。我记得，在我离开莫斯科不久以前，我在报上看到，在某些乡村里面，离校年龄较前提高，那些在三四年前，曾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学校，现在却继续他们的教育，要享受刚才实施的中等教育。这些学校居然允许他们重新入校，享受提高离校年龄的利益，虽则他们在几年前已经离开了学校。在这些乡村里面，有好些在十四岁的时候已经离开学校的人，居然到十七岁又得回到学校再读三四年。
而且还不止此。因为在苏联的成人教育制度已很广大地扩充起来，所以几于每一个已在工作的公民，都可以由于免费的夜课，取得升入大学的资格。至于那些年龄较大的工人，他们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随后只是受了单纯的工艺训练，他们也可以先在工作的地方，由于免费的夜课，受到中等教育，后来成为全部时间的大学生，在大学里的期间，也同样可以接受经常的政府津贴。
一九三二年我在莫斯科所教过的英文科的学生，其中有许多就是这样入校的。由乡村里来的青年农民，由工厂里来的青年工人，他们都在十四岁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随后在夜课里继续他们的学业，这样便自己得到升入工业学校和大学的资格，最后成为全部时间的学生，把自己训练成教师。
我说“几于”每个已在工作的公民，在苏联都可能受到高等教育。在这里所以用“几于”这两个字，因为在某种例外的事例里面，也还有特殊的困难，使某些个人得不到所愿有的训练。关于这一点，我记起一个特殊的例子。我所要说的是一个在西比利亚铁路火车上餐车里的青年侍者。他对于戏剧有特殊的兴趣，有志成为一个演员。但是因为他的工作是在餐车里，每次要随车旅行十天，然后休息几天，这样一来，他不可能读经常的夜课。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学校，因此倘若不是经过夜课的补习，不能得到资格去进戏剧专门学校或大学。依苏联一般的惯例，每个工作的人都可能进大学的，可是这个青年侍者在实际上只得把自己看作是这一般惯例中的不幸的例外。
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是纯属教育范围内的机会平等，但是在苏联机会的平等却远超于教育的领域。
苏联生活之另一个最有趣的特色，从一个外国的游历家看来，也许要算各种业余的活动和专业的活动，彼此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件事从学校里就开始，在学校里的方式是儿童的功课和他们课余的娱乐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的学校儿童，在他或她课余的时间，有机会在学校里面或在其他专为儿童课外娱乐而设的机关里，把自己做成一个青年博物学家，或摄影家、科学家、工程师、或发明家。在这些地方，都有相当的设备，免费应用，还请有讲师指导。有许多苏联的儿童，今日到大学里所选习的专门学科，就是他们在以前学校里所最感兴趣的课外的娱乐。
在苏联的工厂和农场里，人民的许多闲暇的时间——这种闲暇时间是很多的，因为在全苏联工厂里，每日工作的平均时间都在七小时以下——都用在业余自娱的活动，例如演剧、文学、游戏运动、摄影、艺术等等。但是这些业余自娱的活动，不像在别的国家里面所常见的一样，是听任各地热心者自己去弄，并没有专业者的帮助。因为在苏联一切业余自娱的活动，都有在那一特殊部门的专业者作有组织的帮助，由此使业余自娱者的一般水准能够很迅速地提高，很迅速地达到专业的标准。
关于这件事的一个代表型的例子是戏剧的工作。在苏联每一个工厂里都有工人的戏剧研究组。由职工会和专业的戏院订立合同，请经过训练的演员和导演家对于这些戏剧研究组作自愿的或有报酬的辅导。这样的结果是业余的研究组享到专业者辅导的利益，能够提高它的标准，远超于在英国所谓“业余自娱”的程度，在英国所谓“业余自娱”是含有不及“专业”的意义。
在苏联这种“业余自娱”的戏剧研究组，只要达到了某种标准，可以在任何时候，由政府当局允许他们接收一个专业的戏院，成为他们全部时间的职业。我曾在莫斯科看到若干乡村戏班的竞赛，看见一个青年戏剧研究组的表演，其成绩实可达到英国最好的有着固定戏班的戏院所能有的标准。这个全班的演员包括有青年男工人和女工人，他们以前都是高尔基（地名）的汽车厂里戏剧俱乐部的会员。他们都曾经受过莫斯科的伐唐阁夫戏院（Vachtangov Theatre）的专业的辅导，后来到了某阶段，教育人民委员长（即教育部长）就给与他们帮助，成为全部时间的戏班。他们现在在一个俄罗斯乡村里有着他们自己的戏院了。这样，在工厂里的工人，可由于他们业余自娱的戏剧研究，成为专业的男演员和女演员。
和戏剧的领域一样，寻常的业余自娱者也有机会成为一个专业者，就是关于油画和写作，关于游戏运动和科学，也有同样的机会。
在这里说起游戏运动，也许要引起某些读者的疑问。这里的意思，是不是说在苏联的游戏运动有专业的性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今日在苏联，便利于游戏运动的设备，在全国各处都很快地扩充起来。许多新的运动场都在开辟起来；工厂、集体农场、城镇和乡村，都有它们的运动队，彼此在各种竞赛和同盟竞赛里互相比赛。但是这些运动队都须有训练员。这些训练员在苏联便是“专业者”。
任何苏联的工人都可以免费参加游戏运动。那些运动的技术已有相当的程度，足够在他们的城镇或工厂的运动队里显身手的，当他们要离开家乡为运动队出外比赛的时候，他们的盘川费用是由公家供给的；当他们为着比赛或受训练而离开工作时，各该地的运动俱乐部是要付给工作时相等的工资。那些在任何运动中有出类拔萃的特长的，便有资格担任训练其他运动队的全部时间工作的教练员。这样，便替业余运动员开辟一条途径，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全部时间的专业的教练员。
我们在上面已讨论过在苏联机会平等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全体公民的教育机会平等；还有一个是由业余活动到专业活动有发展的可能，这却是在寻常的教育制度之外的。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关于机会平等的几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的。
在苏联并不是工厂里或集体农场里每个工人都要到大学里去，或都要把某种业余的活动变成全部时间的专业。在那里有千百万的工人对于他们目前所做的特殊工作有很大的兴趣，但是他们却希望能进步到这同一工作里面更熟练或更大责任的部分。
每一个苏联机关都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它们都注重要使每一个工作的男子或女子在原来工作上提高资格。无论是一个初等学校或大学里的教员，或是在一个工厂里的工人，或是在一个办公室里的打字员，他们都可由免费的夜课，得到增进教育的机会。关于这方面，最好的工人尤尽更大的贡献，他们常常自愿地训练其他工人，使他们达到自己所有的水准。
在一九三五年，有个世界闻名的矿工斯塔哈诺夫，大家都知道这个青年在六小时每轮一班的工作上加倍生产，结果享受到大量突增的工资。当时在苏联以外有许多人都要这样问道：“这件事的意义，是不是说有个新的特权的工人范畴将要起来，他们将专利工资特高的职务？”凡是当时住在苏联的人，都要觉得这个问题是和那里的真正的生活状况不合，因为这同一矿工斯塔哈诺夫，在他公余的时间，就来往于他自己的和其他的矿里，训练那里的工人怎样应用他的方法，由此在他们的工作上成为更有效率的组织者，由此增加他们的工资。这样，在苏联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是要训练其他工人达到他们自己的水准。
依寻常工人的观点看去，这是：在每一个工作领域里面，最熟练的人都是自愿的辅助者和训练员。每一个工作的男子和女子，都可以由于最好的工人的辅导，在原来工作上就得到学习更高技术的机会。显明地，这种制度在他本身就靠着某种经济的条件。倘若像今日英国的情形一样，在苏联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都觉得，在其他工人训练好之后，也许就要替代他们的位置，那末他们也就不会愿意去训练其他工人，使其他工人达到他们自己的效率水准。在一个社会里，一切熟练工人都肯充分合作来训练其他工人，使其他工人也达到他们自己所有的技能水准，这种情形的获得，必须在没有失业、各种熟练工作都被需要的一种社会里面。在苏联，自从一九三一年起就没有失业，并且需要各种有能力的工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熟练工人知道，训练其他工人，并不致危及他自己的安全，而且就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的全社会说，由于有更多熟练工人的供给，和他们劳力的生产，大家都得到利益的。
此外在苏联还有一种机会平等还未曾讨论到，这就是参加公务机关的工作。
依一九一八年第一次的苏维埃宪法，最大多数人民所得的选举权，其规模之广大，为在俄国任何以前时候所不及。但是如果认为在苏联的情况之下，要参加公务机关的工作，全靠人民的选举权，那却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必须明白，在苏联今日，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里那样，在所谓“文官职务”和其他职业之间还有着什么鸿沟。这种情形的理由是这样：因为一切工业和商业都握在国家的手里，一个工厂里的经理和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彼此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无异于一个国立医院的院长和在那里工作的医师彼此间的关系，并无异于一个国立学校的校长和该校一位教员彼此间的关系。在苏联的全体公民，就某一个意义说来，都可算是官吏。由这样的情形推断起来，在任何特殊的职业上，升到最熟练和最负责的位置，这意义在实际上就等于有升到公务机关里最高位置的可能。
关于苏联的公务管理，还有一个特点在这里也要提及的。我们在前面虽研究过业余的演员，我们却未曾说到“业余的”管理者，即在种种市政机关和政府机关里有若干自愿的工作者，这种工作者也是苏联国家政府机构的一个主要部分。选出代表参加苏维埃或会议，参加国政的治理，这在苏联的选举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但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被视为寻常的事情，选举人还要推出更多代表，以便他们在业余自愿地参加苏维埃的各部的工作。这样，自愿的公务工作者对于苏维埃区的健康、住宅、教育、以及其他公务，也尽着相当大的力量；关于保卫团的工作，也有同样的情形。
在这个范围，如在工厂里业余的活动一样，这种自愿的工作，也是录用能干的正式管理者的来源。工厂里的工人，无论是男的或女的。如果在他们业余的时间能替苏维埃的许多部的一部，做很好的工作，可能在任何时候被请去正式做这工作，使这工作成为他们的永久的职业，由此从他们的工厂里改任苏维埃里某种公务的位置，因为他们对于这样的工作，在做自愿工作者的时候已表现他们是能胜任的。
这样看来，在苏联，机会平等可以说是存在于教育，使青年和成年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机会平等也可以说是存在于每一专业，因为全体公民都可利用补习的便利以增进他们的技能，由此获得专业的程度。在公务管理的范围，也有种种途径使人可以得到公务管理的位置：有的可由选举，有的可由升任，有的可由先在国家的各种公务机关内担任自愿的工作。此外，凡是工作的人民在某种业余的活动里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也有机会把他们的业余活动变成专业。
这种制度，不但能使每个公民都有机会使自己得到每种职业的资格，而且也使选错了职业的人，可以使自己重新练成其他职业，倘若他发现以前的选择是于他不适宜的。
这种制度，虽是十九年间发展的结果，仍然是很不完全的。仍然不免有若干火车的餐车侍者，他们虽有志把自己造成演员，但是因为他们所担任的职务是流动的，不能立刻使自己练成其他职业。但是无论如何，在苏联，机会的不平等是例外，在别的地方却是经常的。
最后，我们还要说起两种平等，这两种平等是自从苏维埃国家成立以后就存在的，这两种平等使得机会平等对于全体公民愈有效力。
第一，我们必须明白，在苏联今日，每一个公民，不管是什么民族，都享有公民的权利。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苏维埃宪法里面，曾经有如下的宣言：“建立或容许任何特权，或压迫少数民族，或用任何方法限制他们的权利：这都是和本共和国的基本法律相违反的。”在一九三六年的新宪法里面，这同一要点得到更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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