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的机会平等，这在苏联今日是真正存在的了。这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有着平等机会去受的是何种教育。在这样一本书里面，要详细研讨苏联教育制度的全部，是不适宜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研究下列的事实，就是苏联教育制度不但使国内青年有做将来工人的资格，而且要使他们有能力执行公民的任务，有能力参加他们所被雇用的机关的行政，有能力对社会组织的错误作克服的斗争，有能力管理他们所赖以生活的国家。
苏联的青年公民，在他完毕了他的教育之后，就成为国营工厂里的一个工人，或合作社组织里的一个社员。因为在现在苏联不再有雇用他人劳力的任何私人的工商业机关。苏联的青年公民，无论在上述的两种组织的任何一种，都有参加管理的责任。但是他参加这些组织的管理，是和别人合作的。所以他必须学习负责——但是这责任却是对一群负的，对一个集体负的。
公民既须有效地参加他们所属的国家的管理，他必须受一种适当的教育。所以虽在苏联的初等学校里，参观者看到学生被当作一个公民待遇到什么程度，不得不为之惊异。打的责罚在苏联学校里是为法律所禁止的；就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责罚，也在实际上不存在。他们教儿童，不把教师看作具有几乎超人的权威，却把教师看作好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类，不过有较多的经验罢了。一个苏联学校的校长或女校长，只是一个先进的同志，他所以担任着这样权力的一个位置，只是因为有他的能力和良好的领导。
在苏联学校里，他们尽力使儿童和国内的日常生活发生接触。他们的功课包括关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知识，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知识。为着利用他们闲暇的时间，在学校里或其他机关里，也有种种便利的设备，使他们得到课余自娱的活动，例如研究博物或工程，文学或运动。关于这方面的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鼓励儿童认真地干他的课余活动，使他有可能做具有积极价值的有用的工作。例如附属于苏联学校的各群“青年发明家”，每年能做成几百种的发明。在莫斯科的动物院里，有一群儿童助理员，也参加在那里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有一次，在五月二日，一个公共假期，基也夫城的交通指挥，是在该城儿童的掌握中。在一切较大城镇的儿童，都有他们自己的戏院和影戏院，由教育人民委员部（即教育部）会同本地的学校当局共同办理。
在儿童的戏院里，他们不希望儿童仅是旁观者，而且要批评戏剧的表演，提出改善的建议。莫斯科儿童戏院为儿童及作家举行会议，由作家在这个会议里读他们最近所著的儿童故事，并在出版以前和儿童讨论这些故事内容的优劣。儿童也学习参加决定应为他们出版什么书。
上面的例子，只是从今日苏联儿童的生活中随意举出的。这些例子可以用来加重说明这个事实：苏联儿童从他的很早时期就是一个公民，即已受到其他公民的敬重，并有机会利用他或她的闲暇时间于有用的课余活动，这活动都有实际的科学或艺术的价值。
但是学校生活本身是怎样组织的呢？
从其他国家里的许多教师和父母看来，在一个广大国家里各处办学校，竟不用责罚和一切其他方法来保全教师的权威（这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所习惯的），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据苏联二十年间尝试所得的经验，倘若把儿童当作公民同伴待遇，不当作一种劣等动物，他们在行为上也自视为公民。倘若你有所呼吁于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当作认真的人类看待，他们的回答便表示负责的感觉，这却不是鞭子，或教师的权威和权力的耀武扬威，所能启迪出来的。
倘若叫我把苏联的代表型的学校和英国的学校比较一下，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说：苏联学校课堂里的空气，可比英国游戏场的空气。在英国由游戏运动所得到的自愿的纪律，甚至在年龄很小的儿童里面由此得到的自愿的纪律，在苏联却可从实际的学习工作中得到。如果我们要问这是怎样办到的，我想我们一定要觉得，在英国的学校里，一般地说来，唯有在游戏运动的活动里面，儿童才被人当作公民待遇，自愿地进行为着他们相互间利益的某种有社会性的活动；在别一方面，恰恰和上面的情形相反，寻常的学校工作，却被视为由某种较高的权威强迫到儿童身上的、无可避免的罪过。
在苏联的学校里，虽也给与个人的成功以最大的鼓励，但是这种鼓励的方法必适合于整队精神的发展。苏联学校对于学生成绩的批分数，并不是把他们由第一名到最末名列成次序，却是把他们分成群类，批为“最优”，“优”，“中等”和“最差”。在理论上，在每个学级里，都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学生得到“最优”的批语。依这样办法，好的学生并不因有其他学生得到“最优”的批语，而致妨碍他也得到“最优”的批语。在别一方面，在仍然盛行于英国的较古旧的制度之下，只有一个儿童能在本级里列为第一名，只有一个儿童能被列为第二名，至于以下各名，可以类推。从英国的儿童看来，因为有着这样的批分办法，不帮助其他儿童学得好，对于他自己是有利的；但是在苏联的儿童，与他同级的其他儿童尽管批为“中等”或“最差”，于他并没有什么利益。在苏联没有个人主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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