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资治通鉴》卷二○○）再半月之后，即发任雅相等各路大军"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二十九日），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冬，十月，丁卯（初五），上畋于陆浑，戊申（十月无戊申，似应为戊辰），又畋于非山；癸酉（十一日），还宫。"（《资治通鉴》卷二○○）委政事武氏之后数月间，既打猎，又观军乐，还要率军出征（又是武后抵制才罢），活动如此频繁，这不像是一个"头重"到"目不能视"的重症病人所为。"头重"如何骑马？"目不能视"怎么打猎？可见将政事委武后，不是"处事皆称旨"（实际上是处不少大事不称旨），而是另有隐情。或者是，既然事实上已经"政归中宫"，不得已给予承认；或者是以退为进，拭目以待的韬晦策略；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细察高宗在此事前后的几项重大决策，不难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亲自选人任朝中各部门正副首脑。如龙朔二年五月，迁御史大夫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户部尚书），在此前后又"以源直心为奉常正卿（太常卿），刘祥道为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上官仪为西台侍郎（中书侍郎），郝处俊为太子左中护（左庶子），凡十余人，皆帝自择，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顿首谢"。（《新唐书》卷九五《窦德玄传》）按正常程序，选人当先由吏部提名，中书拟旨，门下审核，然后下诏；时（显庆四年八月--龙朔三年四月）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现越过吏部直接由皇上提名，而所选之人，都与武后无甚瓜葛，意味着什么，应当是不言自明。
2.令太子定期审察各部奏事并处理日常事务。龙朔三年（663）十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资治通鉴》卷二○一）显庆五年（660）已将政事委托武后，现又让太子视事，这明显是分散权力。其时太子李弘年仅十一岁，实际运作当然只能由属官代劳。而那时的太子左右中护（左右庶子）郝处俊、乐彦玮，前者富有"远识"，"志存忠正"（《旧唐书》卷八四《郝处俊传》），后者"公清"，"权臣独抗"（《旧唐书》卷八一《乐彦玮传·赞曰》），都是不依附武后的，高宗作这样的安排，自然有其深意。
3.整顿宰相班子，最具重要意义。显庆四年（659）武后向最后一位反武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下手时，居宰执者除长孙无忌外，还有李勣（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许敬宗（中书令）、辛茂将（兼侍中）、许圉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5人。无忌既废，于志宁亦因拥立武后态度暧昧而被免职，元老重臣除支持武后的李勣外，其余全部清除干净；而许敬宗、辛茂将、许圉师都是武后的人。（许敬宗是武后得力干将，辛茂将是其副手，诬陷长孙无忌便是二人一起操作的。见《通鉴》卷二○○显庆四年七月。又《新唐书》卷3载：龙朔元年九月，"及皇后幸李勣、许圉师等"。特地突出皇后，亦见武氏对李、许的信赖与期待。）高宗显然不愿武后之党独霸相位，于废黜无忌的次月，便以"兵部尚书任雅相、度支尚书卢承庆并知政事"（《资治通鉴》卷二○○），任、卢当是高宗可以信赖的。（任雅相两《唐书》无传，龙朔元年四月高宗欲亲征高丽，以任为前锋主力，足见对其倚重，以为宰执，当与此有关，见《通鉴》卷二○○。卢承庆深受太宗赏识，历任雍州别驾、尚书左丞，两次遭禇遂良构陷，贬简州司马，是高宗亲自将他召回朝廷委以重任的，史称其"忠清文行"，也不是见利忘义之徒，见《旧唐书》卷八一本传"史臣曰"。）可是当年八月，被贬普州的李义府又回到朝中"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资治通鉴》卷二○○），宰相成员中武后势力仍占绝对优势，所谓"自是政归中宫矣"，就是针对这种态势而言的。不久（同年十一月）辛茂将去世，自然规律，无可奈何，不必多言，然而接着的是显庆五年（660）六月，有"度支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卢承庆坐科调失所免官"（《资治通鉴》卷二○○）之事发生，这便有些令人生疑。"科调"有度支郎中具体负责，"失所"并没造成严重后果，作为尚书又同中书门下三品，最多负领导失察责任，就因此免官，未免小题大作。对比显庆三年（658）十月李义府因"贪冒无厌"、"卖官鬻狱"、"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而不过问，经中书令杜正伦揭发，竟以"大臣不和，两责之"贬为普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那便不可同日而语了，个中隐秘无疑暗藏高宗与武后权力控制的较量。龙朔二年（662）二月，任雅相卒于军中，宰执中又无高宗可以依靠的人，于是高宗果断地做了几项重要决定：第一，龙朔二年（662）八月，"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知中书事）"。（《资治通鉴》卷二○一）品级升了（中书令正三品，太子少师从二品），实际权力则虚，虽仍知西台事，但不管具体事务，明显是削权。第二，同年十月，以"西台侍郎陕人上官仪同东西台三品"（《资治通鉴》卷二○一），实际上是接替了许敬宗。同月将几个月前才升为左相（侍中）的许圉师"诏特免官"。（《资治通鉴》卷二○一）第三，龙朔三年（663）四月，将正月方升为右相的李义府"除名，流嶲州"。（《资治通鉴》卷二○一）第四，麟德元年（664）八月，"以司列太常伯（吏部尚书）刘祥道兼右相，大司宪（御史大夫）窦德玄为司元太常伯（户部尚书）检校左相"。（《资治通鉴》卷二○一）这几项决策，提升的都是高宗亲自选择之人（上官仪、刘祥道、窦德玄），打击的尽为武后之党，意图何在，自是昭然。
麟德元年十月，此时宰相成员中除许敬宗尚保留一个名义外，其余武后的支持者已经清除尽净，朝廷各部门也早已安排了高宗可以依赖的大臣，反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厌胜"之事被揭发，高宗决心采取行动，废弃武后，种种迹象显露，此事早在谋划之中，"厌胜"不过是导火线而已。
关于"厌胜"，事涉宫中秽迹，载笔向来简略，留下一些疑点，有必要诠释。所谓"厌胜"，是古代迷信以为能用诅咒制胜。武后为何"厌胜"？针对何人？高宗为何因此立即决心废后？其时武后公开的强大政敌既已诛杀殆尽，残存的敌对势力武后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处置，哪用得着借助神力！如果说是对潜在敌人，此时既没暴露，诅咒也没有具体目标。日人原百代认为是驱逐废后王氏和萧淑妃的幽魂，被高宗误会"一定想咒死朕！"（［日本］原百代著、谭继山译《武则天》2册224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这真小看了武氏的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说武氏害怕幽灵报复，且不说此前，试看她日后的行事，不仅是对政敌，就是异母兄弟、同胞姊妹、至亲乃至自己的骨肉等，只要被认为妨碍她掌权，一律杀无赦，何止百千，她哪怕什么鬼魂，相信报应。现在阻碍着她获取最高权力的只有一人，那就是高宗，所以高宗以为"一定想咒死朕"，不是误会，而是政治博弈本身的无情；正因如此，才使高宗勃然大怒，立即下决心，找人密谋，废除武后。显然，此事是高宗亲自策划的，事前作了精心部署，绝非一时之忿。
然而废后流产了，原因何在呢？时贤几乎一致归结于高宗软弱，不够坚强，深爱武后，对武后并非无情。然细读史料，发现所谓软弱、爱情说，大有可疑，似宜探研。
说高宗软弱，始自太宗。《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十一月载：太宗下令选良家女以实东宫，时高宗为太子，派人代为辞谢。于是"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奴，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无忌固争，以为不可"。同卷贞观十八年四月又载：太宗谓群臣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由上可见，太宗说高宗懦弱的依据，一是给他女人不敢要，不像"吴王恪英果类我"；二是不像太宗年轻时敢于不"循常度"，心狠如狼。看来太宗尽管治国成功，但治家失败，确非偶然。谚云：知子莫如父。而太宗则是太不了解他的儿子了。高宗不贪女色，"循常度"吗？他敢于和他父亲的姬妾偷情，仅此一端，足证他色胆包天，"常度"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这是本质，其他都是假象。史称高宗"幼而歧嶷端审"（《旧唐书》卷四《高宗纪》），就是说有足够的聪明，一点不弱智，行事稳重谨慎。他在两位兄长太子承乾和魏王泰谋取继承皇位的斗争中，看似超然，无所作为，其实是坐山观虎斗，稳收渔人之利，可谓大智若愚。试看他的伪装，魏王泰恐太宗立晋王治，对晋王治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就这样一句话的威胁，便吓得魂飞魄散，"忧形于色"，引起太宗注意，经多次追问，才吐出实情，不动声色，不露形迹，非常自然地牵出承乾，将李泰的狠毒野心彻底揭露，一下就把李泰打倒了。（《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四两拨千斤，恰到好处，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卷三《谋攻篇》）
关于高宗"昏懦"、"庸懦"，赵文润先生有《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专文辩正（牛致功、赵文润《隋唐人物述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言之凿凿，不再重复。想着重强调的是，高宗即位几年间，即取得史家称道的"永徽之治"，所谓"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这该不是昏懦之君所能做到的。他在立武氏为后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多么的大，他敢于排除各种障碍，岂是懦弱之人所敢为。当然此时他有许敬宗，李义府等少数朝臣支持，但许、李辈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根本不能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相较。史载当高宗犹疑不决之时，是李勣一句话"此是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让高宗开窍，"上意遂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其实，"幼而歧嶷"的高宗当然明白所谓"家事"、"外人"之说根本站不住脚，皇后母仪天下，怎是"家事"？长孙无忌是高宗亲舅，哪是"外人"？而高宗一听此言，即下决心立武氏，是他摸清了李勣在此事上对他的明确支持。李勣自高宗被立为太子之日起，即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是东宫的最高军政长官，在高宗的随身卫队中有重要影响，永徽间曾任左仆射，此时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与长孙无忌同为三公，无论政治、军事才能及影响都足以与长孙无忌抗衡。实力从来是政治博奕的坚强后盾，有李勣支持，便不怕长孙无忌等生事，于是当机立断，可见高宗并非不英果，的确端审。至于他以后为武后所制，权力倾斜，则另有原因，是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绝非个性使然，这在后面将深入具体论述。
另外说到情和爱，高宗对武后当然是有的，否则就不会不顾巨大阻力立她为皇后。不过情和爱都是相对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高宗对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曾有情，深爱过，还不是说变就变。封建帝王在两性问题上对女方的要求主要是情欲和传宗接代，谁能在这两方面给以最大满足，谁就能得到宠幸，也就是帝王的情和爱。武氏正是以她少妇的成熟风情和日本人原百代所谓的"闺房技巧"而取得高宗欢心的。（《武则天》2册第40页）刘肃《大唐新语》卷2《极谏第三》载："始，则天以权变多谋，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麟德元年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重点号为笔者所加）刘肃是唐人，记皇帝老祖母的丑事有顾虑，难免含蓄，司马光是宋人，就没有那样的思想负担，故将"权变多谋"具体化为"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可谓画龙点晴。面对不利形势，忍性坚忍，韬光养晦，等待机会，正是武氏的高明。《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654）记她对王皇后的行动策略："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美于上。未几大幸。"之后，则不遗余力中伤、诬陷王皇后，及至置之死地，这是高宗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如今，相似的境遇落到他自己身上了，武后"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制掣肘。高宗不胜其忿"。（《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武后掣肘高宗，前面已经论及，所以，如果说高宗对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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