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015，日本国山梨县甲府市，国学院大学文学部）
一
几年前发现于西安市东郊的井真成墓志，在日本成为热门话题。据此墓志，井真成在开元二十二年（734）没于长安，享年36岁，被认为是717年派遣的第九次遣唐使成员之一，也有人认为他是733年派遣的遣唐使。无论如何，这是最初发现在唐土归天的日本遣唐使的墓志，而且是一位在日本史乘中完全未留下姓名的人物之墓志，因此备受关注。并且在墓志开头写有"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这成为日本国号首次出现之事例，这也构成了话题之一。
因此，高桥继男就"日本"这一国号，撰写了《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指出在先天二年（713）二月去世的杜嗣先之墓志上，已有"日本"两字。（高桥继男《最古の"日本"--〈杜嗣先墓誌〉の紹介》，收入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研究项目编《遣唐使の見た中國と日本·新發現〈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朝日新闻社，2005年）关于何时国号从"倭"变为"日本"，即日本这一国号始于何时这一点，在日本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旧唐书》倭国日本传中，在669年派遣的第七次遣唐使记载后，记述了日本国号从倭变为日本之事，其后为702年派遣的第八次遣唐使的记述。前一年701年，即日本的大宝元年，在日本首次发布了同时制定律与令的大宝律令，一般认为在制定大宝律令时，确定了"日本"这一国号。可是，关于作为取代"倭"的日本整体称号之"日本"究竟成立于何年，至今争论不休，因此记有"日本"称号的史料受到众人瞩目。井真成墓志之发现也无意中唤醒了日本研究者对杜嗣先墓志的关心。（例如在森公章《大寶度の遣唐使とその意義》［《續日本紀研究》第355号，2005年］中充分利用了杜嗣先墓志，作为有关唐（周）方面对于702年第八次遣唐使的宾礼史料）
二
最初介绍杜嗣先墓志者为叶国良。杜嗣先墓志由其子贝州司兵参军杜维骥所撰，只有相当于序的文章，无铭，共28行，每行28字。叶国良于1992年在台北的一家古董店见到杜嗣先墓志与其妻墓志之原石，进行了笔录，并未购买，而原石目前下落不明。（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收入该作者《石学续探》，大安出版社，1999年，首次出版为1995年）杜嗣先作为五代时期通俗童蒙书《兔园策府》的作者而留下名声，但在正史中无列传，通过叶国良和高桥继男对墓志的介绍，他的经历才首次为人知晓。根据关注这一点的伊藤宏明所著《〈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杂感》，杜嗣先一族是以学问仕于西晋、前秦、后燕、北魏、北周、隋、唐等北朝方面政权的中级官员家族。他本人也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在唐高宗朝廷仕于蒋王恽和章怀太子李贤，曾参加李贤主持的为《后汉书》编写注释工作，度过了充实的时期。可是由于太子李贤被废黜，他也遭到左迁，其后一直为中级官员，直至辞世。可以认为，因才能与出身都不甚优越，故未被列入正史列传。可是在其生活充实的时期写就的《兔园策府》一书，不单是儿童教育的教科书，而且是由采用问答形式的华丽精致的正文和引经据典的注释构成的名副其实的著作。（伊藤宏明《〈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杂感》，载《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纪要人文学科论集》第六三号，2006年）
在杜嗣先墓志中，承接有关《兔园策府》的叙述，有如下一段与则天武后有关的文字："每至朝仪有事，礼申大祀，或郊丘展报，或陵庙肃诚，上帝宗于明堂，法驾移于京邑。元正献寿，南至履长，朝日迎于青郊，神州奠于黑座。公凡一摄太尉，三摄司寇，重主司空，再入门下。或献替于常侍，或警卫于参军。典礼经于太常，修图书于大象矣。又属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话语。至神龙元年，又除徐州刺史，预陪祔庙，恩及追尊，赠公皇考滑州长史。"其中"又属皇明远被……共其话语"部分，与粟田真人为执节使的上述第八次遣唐使有关。则天武后从高宗朝末年起居于洛阳，事实上以洛阳为首都，大足元年（701）十月，武后首次回长安，年号也改为长安。第八次遣唐使进入长安在次年，即长安二年十月，十一月武后在长安南郊亲自祭天。我认为该冬至的郊天起到了巩固立为皇太子的中宗地位之作用。（拙作《中國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第七章〈唐代における郊祀、宗廟の運用〉，岩波书店，2006年，331页）可以认为其前不久的第八次遣唐使进入长安，也成为了这种使武后的行为正当化的宣传材料。（这一点在1999年10月17日咸阳市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与则天武后》中已经叙述）《旧唐书》倭国日本传和《新唐书》日本传中，记有此时武后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授粟田真人为司膳卿，送其归国。而通过杜嗣先墓志，弄清了在宴会上除杜嗣先外，还有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官员列席。根据墓志，当时杜嗣先为春官侍郎，即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其他三人当时虽不是在任的宰相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