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当时为宰相，其他参与作注者当时地位不显，甚至不少人在两《唐书》及其它重要基本史料中均无记载。从参与人员的身份地位上相比，与前太子其兄李弘在母后武则天支持下编撰《瑶山玉彩》的盛况大相径庭。当时参与太子弘编纂工作的绝大数都是朝廷重臣，如许敬宗、上官仪、高智周以及许圉师等。从这一点可窥探出：李贤刚立为太子，周围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势力集团。而这时的武则天势力已大长，不再需要利用太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李贤进行著书立说，武则天不会为他张罗著述立说之事。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其实力远未达到敢明目张胆和母后相抗衡的地步，且武则天政治敏感很高、猜忌心很强，在这个阶段，聪明的李贤为了自己储君地位，绝不会也不敢利用注《后汉书》来讥讽母后临朝专权，这样冒然地去挑衅威严的武则天，严重的后果他不可能不知道。此时，李贤只是想通过这种著述立说行为，广交文人学士，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声誉，同时，可以暗地接纳自己的羽翼。
李贤刚被立为太子，其实力远未达到敢明目张胆和母后相抗衡的地步，在这个阶段，聪明的李贤为了自己储君地位，绝不会也不敢利用注《后汉书》来讥讽母后临朝专权，这样冒然地去挑衅政治敏感很高、猜忌心很强的武则天威严，严重的后果他不可能不知道。此时，李贤只是想通过这种著述立说行为，广交文人学士，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声誉，同时，可以暗地接纳自己的羽翼。
第二，时诸武在朝中的权势武士彟死后，武则天和其母受到百般刁难。当她被立为皇后后不久，荣国夫人（武则天的母亲）"尝置酒，谓惟良等曰:'颇忆畴昔之事乎?今日之荣贵复何如?'对曰:'惟良等幸以功臣子弟,早登宦籍,揣分量才,不求贵达,岂意以皇后之故,曲荷朝恩,夙夜忧惧,不为荣也。'荣国不悦。"通过这段史料来看，武则天和武氏家族的关系并不很密切。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后,为提高声威,巩固地位，还曾编写了《外戚诫》一书献于高宗,表示自己要无私于天下。面对诸武子弟之毫不领情、出言不逊的态度，武则天被激怒了，对他们进行了无情地打击报复。不久"皇后乃上疏，请出惟良等为远州刺史"，这表明了武则天"外示谦抑，实恶之也"。（《资治通鉴》卷二零一，高宗乾封元年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349页）乾封元年（666），武则天设计毒死了高宗宠爱的魏国夫人而嫁祸于惟良、怀运，并"讽百僚抗表请改其姓为蝮氏，绝其属籍"。（《新唐书》卷一八三《外戚·武承嗣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28页）元庆至龙州忧郁而死，元爽坐事流放振州而死。怀运之嫂善氏因为曾经不礼于荣国，因惟良罪坐连被没入掖庭，"荣国令后以他事束棘鞭之,肉尽见骨而死"。（《资治通鉴》卷二零一，高宗乾封元年条，第6350页）
在这个期间，诸武子弟因为与武后母女间的宿怨,遭到了武则天冷酷地惩罚,飘流异乡。武则天没有让武氏子弟中的任何一位来继承其父武士彟的宗嗣与爵位,却选择了一位外姓子弟，自己的外甥贺兰敏之,令他改姓武氏,袭爵周国公。故终高宗一朝,武则天并没有赋予武氏人员太多的权势，诸武更没有很受宠，相反受到武则天大肆打击。
另一方面，再据史料列举武氏在高宗和武周朝中任官的具体时间相关情况，来分析李贤为太子期间，武氏外戚是否受宠、专权？
表二：
据上表分析，在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去世之前,武则天并没有重用她武氏家族的人，这时候武氏子弟没有一人担任过宰相之职。李贤立为太子前，武氏家族并未受到荣宠，反而，武则天给予他们打击。李贤立为太子期间（675-680年），以及李贤被废直至文明元年（684）二月二十七日自杀，这两段时间中，武氏成员在朝中也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更不用说在朝廷中掌握实权。因此，传统观点指责武氏外戚在这段时间干政、专权是不切实际的！
诸武权势增长，干政、专权是在高宗死后。武则天在高宗死后,并不甘心隐居幕后,退出政治舞台做一个循规蹈矩的皇太后，面对反对者，她开始提拔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684),武则天提拔武承嗣任宰相一职,以后还陆续把武攸宁、武三思也任命为相,让他们直接参预国家机密，诸武氏人员充当武则天的耳目和政治工具。在武周朝，与其他皇帝一样，武氏外戚多被封为王，武则天给予自己宗室相应的荣誉，这是符合礼制。上表中武氏家族中只有三人任职宰相，但时间都不是很长，武则天选拔人才比较重视真才实学，对自己武氏外戚也不尽全信任，对他们也一再罢贬。这期间武则天经常还委任非武氏姓的为宰相和重臣，且当时的臣僚也敢于批评武氏外戚的过失，如《册府元龟》卷四五九《台省部·公正》记载：孙万荣犯河北时，武懿宗临阵畏怯不前，敌军退后，却请诛杀为敌诖误的河北百姓。以致当廷遭到左拾遗王求礼的反对，并向武则天请求"先斩懿宗以谢河北官吏百姓。"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及武周时期，武氏外戚也未达到专权的地步。"终武则天之世，武氏外戚很少担负军国重任，至宰辅者也只有武承嗣、武攸宁、武三思三人。"（王双怀《武周宰相数目考》，《唐史论丛》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98页），那种认为李贤为太子期间武氏外戚专权的观点就言过其实。浸透儒家道德观念的和忠心李唐王朝的官僚认为武则天违背了他们政治的理念，因为他们非李氏，武则天又是一位女性，所以，在历代很多史书关于武则天及其武氏家族记载中颇有一定的夸大和渲染性的指责，这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另外，东汉和帝以后，出现了六个太后临朝的局面，外戚多因裙带而掌权。由于范晔《后汉书》中对东汉大权旁落太后和外戚手中的史实记载较为详细。时正值"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令后决之"，武后经常帮助高宗批阅奏章，且处事"常称旨，由是参预国政"。（《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第81页）武则天势力随之不断膨胀。而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恰巧这时李贤选《后汉书》作注，因此，这种巧合在很大程度上，不由让人产生联想，误认为李贤作注主要是为了影射其母后武则天临朝，武氏外戚干政、专权的错误观点。
事实上，章怀太子选择《后汉书》作注并不是为了影射武氏专权，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
史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唐代最高统治阶级集团把史学作为巩固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的积极支持，史学在唐代取得很大的发展和成就。
武德五年(622)十二月，唐高祖李渊下《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第2597页），支持修史工作。唐太宗即位后，在贞观盛世出现了勤修史的盛况。二十四史中的八部正史就是在这一时期编纂的。高宗李治也是高度重视史学。导致自唐一代都有着重史的思想。
宫廷置馆延揽文人学士著书，历来都具有政治色彩。这些文化机构活动、著书立说表面上是一项学术活动，但实际上却是一项政治投资。（刘方玲《唐初文学馆与储位之争的关系论析》，《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1期）唐太宗为秦王府文学馆，即位后置弘文馆等文化机构，这些都并非是一般纯学术的机构，还可以参预政事。在这种政治倾向下，唐初期，皇子们往往将自己拥有的私人文化机构变成了一个政治性工具，并常以著述活动召集宾客，壮大自己力量。贞观后期，太子承乾因好声色，品行不端庄而失宠于太宗，时李泰受宠，太宗"特命于其府别置文学馆，听自引召学士"。（《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十年二月条,第6119页）李泰自文学馆建立后，"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族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卷八零《濮王泰传》，第3570-3572页）借机修撰《括地志》，李泰培植大批的私党羽翼。清代王谟在《汉唐地理书钞》中也一针见血指出，李泰修《括地志》是"为倾储夺嫡之计"。（［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第224页）太子承乾为和李泰活动相抗衡，也令孔颖达、颜师古著书，以扩大政治声誉，揽罗人才。龙朔元年（661），时太子弘年仅九岁，与侍臣宫僚博采古今文集，编写五百卷的《瑶山玉彩》类书。龙朔二年（662）上表。参与人员除东宫官属外，其余均为朝中重臣，年幼的太子弘挂名而已，这活动背后主要支持和策划者应该是其母后武则天。
可见，唐初宫廷文化学术活动与政治利益密不可分。在此种风气影响下，李贤立为太子不久后，便组织人员进行注《后汉书》活动。
隋唐统一王朝时期，汉学在统治集团重视下逐渐成为显学。唐太宗至唐高宗时期，唐初汉学继续得到发展并达到极盛时期（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同时涌现了一大批专治《汉书》的学者，并在当时产生重要的影响。
隋朝大业中，最为著名的萧该和包恺，二人聚徒教授讲学，门生达数千人，可谓盛况空前。史称："于是《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包恺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716页）贞观二年（628），李大亮有佳鹰却不献太宗，不投其所好之物以邀宠，太宗知道后手诏褒美，赐以荀悦《汉纪》，并说："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旧唐书》卷六二《李大亮传》，第2388页）由此可见，唐朝初期也十分重视汉学。唐贞观十一年（637），"时（太子）承乾在东宫，命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第2595页）汉学宗师颜师古对《汉书》作注，此举对唐及后世汉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敬播传》，第5656页）
范晔著的《后汉书》内容完备，文笔流畅，文简而意赅。尤其是他的论赞部分，评论是非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书。在当时与《史记》、《汉书》并成为有影响力的三史。李贤为沛王期间，当时著名的汉学学者刘讷言就曾给他详细讲授《汉书》，这对他以后选择《后汉书》作注，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时汉学大师颜师古已经给《汉书》作过注，所以，《后汉书》便成为章怀太子首选目标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况且，唐朝离范晔成书已有二百年，距东汉已有六百余年，经年久远，古籍文字便难以明白，需要再解释，疏通文义以便阅读。宋代郑樵在《通志·艺文略·春氏左秋传》中云："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四库全书》第3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0页）南北朝至隋唐，给史作注的风气极盛。而这时期，汉学日益成为显学，《汉书》由汉至南北朝，据颜师古所统计就有二十三人为其作注。（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181页）李贤给《后汉书》作注不仅是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社会需求的自然产物。
综上所述，章怀太子选择《后汉书》作注的背景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其一，唐初统治者重史学的影响；其二，文化活动的政治投资；其三，时汉学成为显学，及个人爱好；其四，社会的需求。因此，在唐初这种政治环境和崇尚学术研究社会风气影响下，李贤在刚立为太子后不久，便积极组织一班人马给《后汉书》作注，因此，并非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李贤注《后汉书》目的是讥讽母后临朝，反对外戚干政、专权。
《后汉书》注成书于众人之手，且成书时间也快，难免有疏漏和失误之处。王先谦曾评价李贤注《后汉书》说："详观章怀之范注，不减于颜监之注班。昔非一手所成，不免有踳驳漏略之处。"（［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虽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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