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4]，第6421页、第6432页）从此，武则天秉持的消极应对突厥叛乱、得过且过的方针及政策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乎，突厥叛乱势力日炽一日，东击契丹、奚诸部，北控铁勒九姓，西攻突骑施诸部，南犯唐朝内地，控制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这场叛乱延续至唐玄宗天宝四载（745）秋八月，"铁勒九姓拔悉密叶护率众攻杀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为止，总算落下数十年北疆动乱的帷幕。（《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18页）
北疆突厥叛乱发生的背景及缘起是什么呢？史学界对此似乎研究不够。笔者在此略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大致可缕列如下几则：其一，贞观四年以降，东突厥王族被安置在夏州德静县，唐高宗时期对之笼络不力，使突厥族个别分裂分子能挟之以号召部民。其二，东突厥牧民在漠南度过数十年的安定生活，但少数部落首领却因此渐露离心倾向。其三，唐廷对东突厥军事征调较频繁，引起普通突厥牧民的抵触情绪。其四，唐朝单于都护府个别官员管理方法简单粗陋，直接造成诸部首领的不满。其五，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叛乱的直接诱因，应该是唐廷将俘获的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处决的举措。（《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0-6292页）尤其是李遮匐，乃唐贞观四年后东突厥诸部的首领--阿史那思摩之子，东突厥王族成员之一。（张沛：《昭陵碑石·李思摩墓志铭》。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12-113页）他的被擒及处决，无疑引起了漠南突厥诸部贵族的心理恐慌，唐廷又未能及时抚慰其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温傅、奉职二个部落率先发难，引发北部边疆持续数十年（679-745）的战乱。
唐高宗、武周时期，应对、解决突厥叛乱问题的基本方针，前后发生一定的变化。
1.唐高宗在位期间，对于漠南地区突厥叛乱事件采取坚决镇压的基本方针，并作为朝廷优先解决的重点政务。获悉阿史那温傅、奉职二部反叛之消息，唐高宗即命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等将率军平叛。萧嗣业因数次击败叛军而放松警惕性，遭受叛乱武装的雪夜偷袭而惨败。（《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2页）此后，唐高宗一面遣将控扼井陉、龙门等交通冲要，同时委派裴行俭为行军大总管，统率三十万大军征伐突厥叛乱势力。（《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3页）永隆元年（680）三月，政府军大破叛乱武装于黑山（今包头市北偏东、大青山区的昆都仑河谷，即唐代呼延谷，南距中受降城80里。）生擒奉职而斩杀泥热匐，平定突厥第一次反叛事件。"奉职既就擒，余党走保狼山"。（《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4页）同样在坚决打击的方针指引下，裴行俭等将领于开耀元年（681）九月平定突厥阿史那伏念的第二次叛乱。（《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681]，第6404-6405页）不幸的是，裴行俭于永淳元年（682）四月去世，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病逝。坚决镇压突厥叛乱之方针遂之失去其决策者和执行者，很快就被急于篡夺皇权的武则天改变而未能继续贯彻。
总的来说，唐高宗在位期间极为重视北部边疆出现的突厥叛乱事件，视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旧唐书》称："时（按永淳二年），天后自封岱之后，劝上封中岳。每下诏草仪注，即岁饥、边事警急而止。"（《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111页）这就反映出唐高宗十分重视北疆稳定与否。因此，唐高宗制定坚决镇压突厥叛乱的基本方针，对于稳定北疆政局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然，唐廷处决降者而未行怀柔之策，也是有欠稳妥的。
2.武则天统治期间，对于漠南地区突厥叛乱采取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基本方针，也缺乏正确的策略。武则天在唐高宗去世后不满足皇太后的身份，逐步废黜李显、李旦两个儿皇帝，登上皇帝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武则天致力于排除唐廷内部公开的或隐蔽的异己政治势力，对于北疆日趋严峻的突厥第三次叛乱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奉行消极放任的应对方针。其后果就是：骨笃禄、默啜为首的突厥叛乱势力日以坐大，煽诱或胁迫契丹、奚、霫等族部落反叛，造成北疆数十年动荡的局面。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在东（河北、河东）、中（关内）、西（陇右）三个地带南犯，烧杀掳掠，给这些地区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经济、人口、秩序蒙受巨大的破坏），留下深深的伤痛。
还在唐高宗逝世前一年（永淳元年，682），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据黑沙城（故址在今内蒙古大青山北侧）发动第三次叛乱，大举进犯河东地域，围攻单于府城。唐高宗于次年（683）十一月委任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讨伐叛乱武装。光宅元年（684）十二月，武则天出于猜忌而将能征善战的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处决于军营，从而使平叛作战部署夭折。史称："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6433页）此后历垂拱、永昌、天授、延载、证圣、万岁登封诸十余年间，武则天忙于平息徐敬业（扬州，嗣圣元年九月）、琅邪王冲（博州，垂拱四年八月）、越王贞（豫州，垂拱四年八月）的武力反抗，完全忽略北疆突厥叛乱势力的扩展。从而失去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遗祸于其子孙。
只有当突厥诸部大举南犯、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之际，武则天才不得已派将抵御。而所派将领大多是无军事指挥才能的平庸之辈，拥兵自保，但求无事，皆未对突厥叛匪予以有效打击。出任军事统帅者，或是不懂兵事的诸武子弟，如武重规、武攸宜、武三思、武懿宗等；或是其嬖臣，如薛怀义（冯小宝）等；或是被认为可靠的文臣，如魏元忠、狄仁杰、韦待价等；即便是真正的武职将官，临阵怯懦者如淳于处平等，大多数却因武周恐怖政治而拥兵观望、敷衍塞责而已，但也难逃被诬陷致死的结局，如黑齿常之、王方翼等。（《资治通鉴》卷205，第6507页；卷203，第6435页；卷205，第6506页；卷205，第6492-6493页、第6494-6495页；卷203，第6433页；卷203，第6434页；卷205，第6501页；卷204，第6461页）垂拱元年（685）春，突厥叛乱武装进犯河东地域的朔、代、忻诸州。延载元年（694）正月，突厥叛首阿史那骨笃禄死，其弟默啜继任伪可汗位，进寇灵、胜诸州。武则天先后以薛怀义、王孝杰出任行军大总管（代北道，朔方道），皆无所作为。天册万岁元年（695）冬十月（岁末），突厥叛首默啜佯作请降，武则天喜出望外，不辨真假地给以册授官爵。怂恿默啜东攻契丹，扩展其势力范围（是时，契丹叛众攻陷冀、瀛诸州，逼近魏州）。但与此同时，默啜仍然攻掠凉州（万岁通天元年九月，696）、灵州（神功元年正月，697）、胜州（同前，二月）。（《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第6502页-6503页，第6507页，第6509页，第6510页）神功元年（697）三月，默啜扣留武周使者阎知微、田归道，向武则天索要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的突厥降户，以及单于都护府之地，还有大量的谷种、缯帛、农器和铁。武则天慑于突厥叛首的威嚇讹诈，"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予突厥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婚。"（《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第6516页）但是，武则天企图以物资、金帛、和亲换取苟安的臆想被默啜狡诈的南掠行动击得粉碎。在此，其希图侥幸的心态暴露无遗，既无正确的战略方针，更缺少灵活的具体措施。显然，武则天在应对北疆突厥叛乱势力问题上相当幼稚，缺乏政治洞察力，以至上当受骗。
直至圣历元年（698），突厥叛首默啜提出联姻和亲的要求，武则天才开始注意北疆事态。但她并未认清默啜的狡诈意图与两重伎俩，一味求和，屡屡被欺。当其侄淮阳王武延秀受命到达突厥驻地迎娶默啜之女时，默啜借口武延秀并非李唐皇族子弟而拒婚。此后，默啜囚武延秀，胁迫和亲使者阎知微随之大举进犯静难、平狄、清夷等军，河北地域的妫、檀、定、赵诸州。并致书武周朝廷，诬称神功元年赐赠其诸物资皆质量伪劣，声言攻取河北地域。（《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元年[698]，第6530-6531页）史载："九月癸未，默啜尽杀所掠赵、定州男女万余人，从五回岭道而去。所至残害，不可胜纪。"（《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武则天此次大被羞辱，且使河北地域居民惨遭屠戮之灾。这当然是忽视武力弹压叛乱、一味放任发展的后果。长安二年（702）正月，突厥叛众又抢掠关内地域的盐、夏、银诸州，杀掠吏民。（《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0页）
武周时期，未能有效地打击北疆的突厥叛乱武装，酿成其蔓延坐大之势，遂称霸漠北数十年之久。这是武则天在唐高宗身后篡权称帝期间对突厥叛乱势力实施姑息迁就、消极对待之基本方针的严重后果。神功元年（697）四月，武则天接见候任滑州刺史王及善时说："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697]，第6517页）长安四年（704）四月，"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象于白司马坂，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监察御史张廷珪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资治通鉴》卷207《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四年[704]，第6571页）这就从反面证实：武周时期忽视北疆突厥叛乱问题的处理。我们在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时须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正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始终消极应对、处理北疆突厥叛乱势力的问题，才遗留给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以心腹之疾。
令人可笑的是，面对北疆突厥叛乱势力的威胁，武则天既无强将雄兵可用，转而采用精神胜利之法，聊以自慰。举措之一，就是赐叛乱首领以蔑称，这也是武则天的"发明"，当然是于事无补的愚蠢手法。例一：垂拱三年（687），武则天制改骨笃禄为"不卒禄"。（《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三年[687]，第6506页）例二：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营州城傍契丹诸部叛乱，攻陷营州，击杀营府都督赵文翙。武则天于是"制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以求心理安慰。（《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5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506页）例三：圣历元年（698），突厥拒和亲、挟阎知微，大举寇赵、定诸州，"焚烧百姓庐舍，掳掠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则天怒而改默啜为"斩啜"。（《旧唐书》卷194《突厥列传上》，第5169页）
武周朝对突厥叛乱势力采取消极的应对方针，不仅收效甚微，反而任其呈现发展坐大之态势。因此，这是一个失败的应对方针。武周朝为什么会奉行如此消极退让的应对方针呢？其原因是深层的多方面的。兹简单罗列如下：
首先，武周施政重心在于打击朝廷内部异己力量，从思想上忽视国家边疆的安定。武则天深知自己由皇太后转变为皇帝的做法是不符合是时政治规则的，缺乏合法性，也无合理性，无论在法理上抑或道义上皆说不过去。但膨胀的政治野心使之为保障个人的统治地位而大开杀戒。她首先迫害李唐皇室成员，将藩王及其子女囚禁、流放，乃至杀害。例如在篡夺最高统治权的光宅元年（684），于东都洛阳率先废囚唐中宗皇帝，后流放之于房州、均州，废皇太孙李重照，杀故太子李贤于巴州。与此同时，公然追封武氏列祖为王爵，重用武氏诸子侄。继尔向李唐宗室成员举起屠刀。史称："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而此时，正是唐高宗灵柩待归西京、突厥叛众进犯河东地域之时。（《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17-6420页、第6434页）此外，她推行连坐法，大开告密之途，摧毁臣民中的抵触分子，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先是诬陷裴炎、程务挺、王方翼等重要大臣，或处决或流放。（《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32-6433页）此后，告密、连坐、诬陷之事大行其道，致使冤狱迭发，草菅人命，杀人如麻，流犯遍地。正如史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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