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郞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第6485页）大臣朝不保夕，人心离散。
其次，既无良将可资任用，更缺乏长远的战略部署。唐高宗朝一些久历战阵的高级军事将领，先后遭到武则天的迫害、流放及处决。遭此厄运的将领诸如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李孝逸、张虔勖、泉献诚等，甚至连其亲信丘神勣也被因事处决。（《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32-6433页、第6446页；卷204《唐纪二十》，第6461页、第6472页、第6473页、第6481页）大批高级将领被冤杀，自毁长城，致使军队无良将统领，委用非人，作战能力大为降低，未能有效抵御突厥叛乱势力的南犯，遂使内地居民屡罹兵燹。假定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挥师北征，辅以严明的奖惩制度，北疆就会呈现另外一种局面。武周朝恰恰缺少具有真实指挥才能的军事将领。更为遗憾的是在她执政20年间，并无有效的长远的战略构想和军事部署。
再次，武周朝残酷地镇压地方武装反抗势力。徐敬业扬州之乱、琅邪王李冲博州之乱、越王李贞豫州之乱，相继被镇压下去。与此相对的是，北疆突厥叛乱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迄未勘定。这就表明武则天对地方叛乱的判断评估标准是：优先镇压那些最可能危及其统治地位者，并成为其一贯的施政理念。（《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9-6454页）
第四，武则天个人因素所致。武则天在唐高宗后期权力欲恶性膨胀，觊觎皇帝宝座。在她掌权后，非但未能稳定朝廷内部，反而刚愎自用，专擅权柄，施威嗜杀，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军卒百姓。信任与猜忌并存，委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滥杀无辜。虽然酷吏最终被惩处，那也是为保障武周的权势与地位之行为。另一方面，武则天过高估计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一厢情愿地希图招抚突厥叛乱首领，却因其皇帝身份的非法性，具体措施失当，结果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综上所述，突厥叛乱持续蔓延达66年（调露元年至天宝四载，679-745）之久，严重影响着北部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各族人民的正常生产。武则天对北疆突厥叛乱问题奉行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应对方针，收效甚微，遗留后患，实无可取之处。究其原因，不外乎武周朝在政治上关注重点始终放在打击内部异己势力，以维护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帝位；在军事上缺乏长远的战略部署，且无具真实指挥才干的军事将领；残酷镇压地方反对势力，却忽视边疆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武则天的施威嗜杀、委用酷吏、自估过高等个人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女皇武则天的研究与评价，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判断其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治统一有无正面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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