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上的低能败笔
1.冤杀大将，自坏长城
武曌乃权欲熏心、性情酷虐之人，她执掌国柄，威权独任，重用酷吏滥杀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惜举国事以为之殉。武周政治的黑暗残暴，乃是备受诟病的一段历史。
光宅元年（684）十一月，宰相裴炎因反对武后临朝，谏言归政皇帝（睿宗），遭诬陷被杀。十二月，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因受牵连被杀；夏州都督王方翼亦受牵累被远流崖州（今海南琼山）而死。史载后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欢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资治通鉴》卷二○三）
还有大将军李孝逸（唐宗室）遭武承嗣诬构，远流儋州（今海南儋州西北）而死（《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三年[687]十月）；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左玉钤卫大将军张虔勖、左卫将军李安静、左卫大将军泉献诚等，先后被希旨行事的酷吏来俊臣、周兴诬以谋反而被杀。（《旧唐书》卷一○九《黑齿常之传》、卷186上《来俊臣传》）
在武曌掌权之后，朝中已无李靖、李勣那样的一流统帅人才。相比之下，裴行俭可算二流之才；薛仁贵、程务挺、张虔勖、王孝杰、黑齿常之等辈更下一流。而娄师德、魏元忠、唐休璟、狄仁杰等，皆守土持重之臣，并非武勇与谋略兼备的人选。至于韦待价，更是庸常无能之辈。
案纵览全局，审时度势，筹划长策，部署边防，正是武曌的拙项。当此用人之际，任情滥杀大将，正所谓自坏长城！
2.任用非才，贻误军国
武曌的败德弊政之一，就是纵容、重用诸武侄辈与其男宠，任之为非作歹，贻误军国。
武曌的男宠之一僧怀义（本名冯小宝），本洛阳市中商贩，以魁伟孔武的美男子而得幸，授职左威卫大将军。永昌元年（689）五月、九月，两次以僧怀义为行军大总管，将兵20万以讨突厥，但无功而返。（《资治通鉴》卷二○四）载初元年（694）春，又以僧怀义率18将军讨伐突厥，而宰相李昭德、苏味道为其下属，但未行而敌退。（《资治通鉴》卷二○五）
神功元年（697）春，以右武卫大将军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征讨契丹，行至渔阳（今天津蓟县），闻报前军王孝杰等败没，便不敢进兵。（《资治通鉴》卷二○六）致使契丹乘胜进寇幽州（今北京西南），攻陷城邑，剽掠居民。是年五月，又以右金吾大将军武懿宗为行军大总管出讨契丹；六月，行至赵州（今河北赵县），风闻契丹骑兵将寇冀州（今河北冀县），竟恐惧南遁至相州（今河南安阳），委弃军资器仗甚众。而契丹遂屠赵州。武懿宗临敌怯懦，但却对民残忍，滥杀被契丹胁迫的百姓，竟至"生刳取其胆，后行刑"，还奏请尽诛河北被迫从贼的百姓。（《资治通鉴》卷二○六）
"万里折冲，在于择将。"而僧怀义乃市井混儿，诸武侄辈属裙带纨绔，皆是"不知边塞盈虚，不晓山川险易"的庸常之辈，岂能当大将之任！由此可见武曌在用人上的任情拙劣一面。
还应提及的是长安二年（702）创设"武举"，考试项目主要是武艺及体能，以补救基层军将之缺乏。这无疑是女皇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然恨其时晚矣。
3.消极退让，漠北亦失
弘道元年（683），高宗驾崩后，有陈子昂疏论边疆形势云："燕、代逼匈奴（指后突厥）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全唐文》卷二一二《谏灵驾入京书》）及至万岁通天元年（696），突厥侵寇未平，而契丹叛离又起，武周处于三面被敌的防御态势。虽然契丹之乱得默啜助力而平息，但奚、契丹遂尽降于后突厥。
当弘道元年（683）五月后突厥侵寇河东道北部蔚州（今山西灵石），杀刺史李思俭，又于关内道北部朝那山生擒丰州都督崔智辩后，朝议欲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州。赖丰州司马唐休璟上言固争，废议乃止。（《资治通鉴》卷二○三）
神功元年（697），默啜以助讨契丹为条件，向武周索得河曲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农器等物质，标志着武周正式放弃了漠南之地。如此"借寇兵资盗粮"，既助长了后突厥的实力，又使得边备的弱点暴露，北疆扰攘进而加剧。
再回顾裴行俭平息突厥暴动时的情形：唐朝大军自南而北掩击，漠北回纥等部由北向南进逼，遂致阿史那伏念穷途请降。而骨咄禄等聚众复起之初，仍以漠南为基地，但唐军采取的基本策略却是防御反击，并未穷追猛讨，彻底降服而后已。其结果是"放虎归山"，骨咄禄得以重返漠北，分化瓦解敕勒诸部，击败回纥等亲唐部落。
案返回漠北建牙，是骨咄禄图谋发展的必由之路。从此，唐军再行征讨，已是鞭长难及了。
垂拱三年（687），安北都护府被迫南徙于陇右道境内，是唐朝丧失漠北羁縻控制权的时间界标。从战略上观察，南北夹击，翦灭后突厥的机遇亦从此丧失。一方面是后突厥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广阔地理空间，一方面是李唐、武周北疆安全危机的加深与持续，遂成一时难易之定局。
4.边防措置与体制调整之迟缓
从唐高宗、武后时期的边疆军事地缘战略格局来看，突厥、契丹与吐蕃等游牧族类正在逐渐强大。而游牧族类天然具有骑兵优势，且风俗尚武。游牧骑兵快捷机动，避实击虚，进则掳掠，退则远遁，致使唐朝边军不胜备御。而在唐军方面，是以步兵为主，兵数虽多但难称精劲。
调露中裴行俭挂帅征讨突厥降户暴动，节制兵力达30万众。圣历元年默啜大举寇掠河北时，命武重规将兵30万迎击，又以阎敬容等将兵15万为后援。兵力之盛，创李唐开国以来最高记录。然而，仓促命将征兵，行动迟缓，州县官员又多畏死怯战，不敢追蹑。
尤其是契丹叛乱，其兵力不过数万，时间亦不满两年，而影响重大，边防第一线的重镇营州失陷，第二线重镇幽州情势危急。契丹骑兵破城杀吏，屠民掠货，所向披靡。朝廷三次兴师，其中以武懿宗统兵20万为最多，却两次遭到全军败没--大将曹仁师、张玄遇等28将之兵、大将王孝杰所统17万之兵。更令武周君臣颜面无光的是，最后竟赖默啜的乘间渔利袭击契丹、以及奚与契丹携贰，才勉强平息事变。
案高宗、武后之时，边州镇防机构都督府所统兵力较弱，一遇"骑寇"大举入侵，常难以自保。而朝廷临战命将，征调府兵，组成"行军"（野战部队）的时间效率不高，速度效率又低，等到大军行至边地，敌寇已退，战机已失。
唐初以来的兵制为府兵，应付边疆大战的临时性"行军"，常由府兵和"蕃兵"（羁縻府州部落兵）组成。（《新唐书·兵志》云："若四方有事，则命将出征，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命将"指"行军大总管，置于所征之道，以督军事"。）但自高宗后期以降，府兵制度已经弛废败坏，这就是在征讨突厥、契丹以及吐蕃的战争中，动辄征调10万乃至40余万兵力，而仍然连吃败仗的缘故。（案府兵制弛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兵农合一"，府兵"舍家从役"，有妻儿老小，田畴耕稼等"顾后之虑"，故其久戍边地则思恋乡土，自然难保坚强持久的战斗力。而"行军"由若干军府之府兵组成，故兵将不属，且"行军"时间短又边地不熟，亦影响其战斗力。参黄永年《文史探微·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中华书局，2000年）所以，改革兵制并调整边防体制，就成为当时的燃眉急务。
神功元年（697），新任宰相狄仁杰提出：充实边镇，以逸待劳。（《旧唐书》卷八九《狄仁杰传》。"华人步卒利险阻，虏人骑兵利平地。"杜险而守，冲以长戟，临以强弩，是中原王朝传统的边防战略战术。而借助阴山天险形势的国防设施，莫要于长城和驻兵屯戍。）这是府兵制度弛坏之后的一种可行之策。而充实边镇，一是要解决兵源问题，二是要增置边防军城。
如何解决兵源问题？万岁通天元年（696）、圣历二年（699），令河北、河南靠近边境州县置武骑团兵（每150户出兵15人，马1匹，不离乡土），以备后突厥，就是当时的一项新措置。（《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招募"猛士"等到边镇戍防，早在高宗时就使用过。但发展到在边地直接招募"健儿长任边军"，则要迟至玄宗即位前后，成为固定制度是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大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册府元龟》卷124《修武备》）
增置边防军城，驻兵屯戍的情况又如何？下文先将高宗、武后时期在北方边疆地带设置的10余处军城列为简表，以便观览。（以《通典》卷一一二《州郡二》所载为主，参以《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案由于史载缺略，已难知当年详情，只能从中窥其概况。
高宗、武后时期北方边疆增置军城简表
案据唐史所载，盛唐时期边疆十节度使司统辖的军城、守捉及边州等驻兵屯防之地（不包括级别较低的镇、戍），多达90余处，其设置时间可知者60余处。其中高祖、太宗时有7处，高宗、武后时期有上述15处，中宗朝有5处，玄宗朝多达33处。正所谓"重整山河待后生"！
中宗复位后的神龙二年（706）十二月，默啜侵寇灵州鸣沙县，唐军大总管沙吒忠义统8万兵拒战，败绩，损失3万人。默啜屠鸣沙，进扰原、会等州，抢掠陇右官牧马匹万余而去。（《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这是对后突厥作战以来最大的惨败。
景龙二年（708），张仁愿夺回漠南，筑置三受降城，"坚城雄防，扞蔽三辅"。睿宗景云二年（711）七月，朔方大总管解琬考按三城戍兵，奏减10万人。（《通鉴》卷二一○）自筑三受降城到开元四年（716）默啜可汗身亡的8年间，后突厥侵犯唐境只有一次，即开元二年（714）二月侵犯北庭，但遭惨败。在开元年间，后突厥的对外战争，主要是征讨奚、契丹和西突厥诸部。
开元六年（718），后突厥向唐请和。开元十五年（727），唐朝许其所请，于西受降城开"互市"。开元末年，后突厥汗廷内乱不息，拔悉密、葛逻禄与回纥三部乘机独立。至天宝四年（745），回纥攻杀其白眉可汗，后突厥国灭。"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四载[745]正月）
案要抵御强敌侵寇，首先要内部团结，同仇敌忾，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此乃任何外敌都难以屈服的胜利之本。然而，武周时期的政治气象，却是与此相悖。高宗驾崩（683）之后，武太后专决朝政，继以革唐为周，宫廷权争，骨肉相残；任用唯亲，顺昌逆亡，致使国力虚耗，人心涣散，直接影响到了对突厥降户叛离复国的军事征讨和政治抚辑。
正是在唐朝政局陵替，内耗外疲期间，久蓄"异志"的突厥贵族骨咄禄得以据漠南为基地，转战图存，羽翼渐丰的。倘若没有这一"地理空间"，其聚众再起便无"立足条件"，也就没有其奋斗复国的"空间过程"。抑或是女皇君臣对漠南的地缘战略价值闇于认识而掉以轻心，抑或是武周政权因为内伤外困，眼看着新敌崛起而无力遏止。从客观的历史过程观察分析，应是这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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