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牛马杂畜七万"。（《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0页）显庆元年，程知节破西突厥贺鲁部于榆幕谷，"获驼马牛羊万计"。（《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6页）显庆三年，苏定方平定西突厥沙钵罗可汉贺鲁，"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8页）
3．游牧民族贡献唐王朝的马匹。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献"马五千匹"。（《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46页）贞观十六年，薛延陀来请婚，"献马三千"。（《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77页）贞观十七年，薛延陀遣使来纳币，"献马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199页）
4．从与游牧民族的互市中得到马匹。武德八年正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5994页）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互市贸易，素来以绢马、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因此，唐王朝从互市贸易中获得马匹应无疑问。
以上诸项相加，唐初从各种渠道获得的马匹数量当是非常可观的。这也应该是为什么有唐贞观麟德时期马政之盛创历代之最的重要原因。反观高武时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由于边患严重，"互市"基本停止了；游牧民族贡献马匹的事大为减少了，仅有长安三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第5226页）、突厥默啜遣使"献马千匹"（《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第5170页）等极少的记载；从与游牧民族战争中缴获马匹的事情几乎也没有了。这和唐初多渠道、大批量获得马匹的情况相比，高武时期从外部世界获得的马匹极为有限，数量很少。这恐怕也是因边患而导致此时期马政衰败，与麟德全盛辉煌不可比拟的原因之一。
结语
马政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水草丰美的牧场和有效的管理，但也很需要长期稳定安宁的和平环境来保障，这对于处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唐代河陇朔方皇家监牧来说，后者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样说，唐代马政在贞观麟德年间之所以达到鼎盛，实在是各种有利因素际会遇合的结果：一是占有了古代最适宜畜牧的地区，并保持了牧地和牧地周边长达四五十年的安宁局面，这就为皇家监牧马匹的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唐初国力强盛，在国内统一战争和对外民族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缴获了很多马匹；三是其它渠道马匹的来源也很广泛，如周边游牧民族的贡献及互市等；四是朝廷的重视，典选得人等因素。但至高武时期，这些有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牧地西南的吐蕃强大起来，频频进犯河陇牧地；北边的突厥，死灰复燃，屡屡南犯，不时杀掠监牧卒吏马匹，加上河曲降户叛乱响应，监牧地及其周边安全环境的完全破坏，唐王朝军队又不能有效守土御边，监牧地正常的生产秩序长期不能恢复；其次，因与周边诸游牧民族矛盾全面爆发不得不频繁征战，且又屡败屡战，这又导致了马匹的过度消耗。这种被动局面的出现，当然又与此时期吐蕃、突厥、奚、契丹势力的高涨强大，唐府兵制度的衰败、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有关；再加上此时期马政典掌非人，外部马匹输入的基本终止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遂造成高武时期监牧马匹大幅锐减而呈衰落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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