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37，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关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问题，历来颇受学界的关注，传统观点多认为武则天佞佛抑道，对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从泰山保留下来的历代帝王行道的碑刻来看，武则天对道教是颇为迷信的。她不但亲临泰山参加了封禅大典，而且还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统治者。这些活动除带有浓厚的宗教信仰的色彩外，还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武则天的宗教信仰颇有裨益。
一
泰山为五岳之尊，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泰山封禅和行道活动，留下来了大量的石刻碑记。在陈垣先生主持编集的《道家金石略》中，收录了有关唐代诸帝派遣使者前往东岳泰山行道祈福活动的碑刻，约有21件，分别为高宗朝2件，武周朝7件，中宗朝3件、睿宗朝2件、玄宗朝3件、代宗朝2件、德宗朝2件。（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其中高宗、武周朝的9次泰山行道活动，明显都与武则天有关，其频度大大高于唐代道教鼎盛时期的玄宗时代。为了更好地分析这9件与武则天有关的泰山道教石刻，兹列表如下：
从这9次泰山行道的碑刻记载来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朝廷所派遣使者的身份。其中主要是道士，他们大都属于皇室御用道士，有的还是道教中的头面人物，在当时的宗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
如主持显庆六年（661）行道活动的东岳先生郭行真，是当时著名的道教徒，隶属于西华观道士。参加这次行道活动的还有同行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等人。关于郭行真其人，据唐人刘肃《大唐新语》卷二"极谏第三"载："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时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宫掖，为则天行厌胜之术。内侍王伏胜奏之。高宗大怒，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怼，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则天遂诛仪及伏胜等，并赐太子忠死。自是政归武后，天子拱手而已，竟移龟鼎焉。"（此事在《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和《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应该都是根据《大唐新语》的这则记载。）
所谓"厌胜之术"，是模仿所忌恨者制成小人，书其姓名，钉其身心，咒其速死的一种巫术。郭行真能够自由出入宫掖，并利用道术为武则天的政治活动服务，可见他与武则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后来，这个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道教徒竟然弃道归佛，在当时的宗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他弃道归佛之后不久，又发生了道士杜乂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上表乞为僧人的事件。（[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十七《玄嶷传》。中华书局，1987年，414页）成为轰动当时宗教界的大事。
主持仪凤三年行道活动的叶法善，是唐代大名鼎鼎的道教徒。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另外还有唐玄宗御制的《叶法善碑》。唐代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叶法善（616-702），字道元，一字太素，祖籍南阳叶县人，后迁居处州括苍。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补编《叶法善》条称："四代修道，皆以阴功密行及劾召之术救物济人"；《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叶法善传》也称："自曾祖三代为道士，皆有摄养占卜之术。"从有关记载来看，其祖乾昱、曾祖道兴、祖国重、父慧明，下及法善（[唐]李邕《唐有道先生叶国重墓碑》。见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4-105页），法善侄仲容（[唐]薛用弱《集异记》补编《叶法善》。中华书局，1980年，第18页），以及其后人叶朗清、叶惠光、叶仙灵、叶修然、叶齐真、叶招福、叶招善、叶思庭、叶待贤、叶待正、叶庭芝、叶万春、叶光超等都是道士（《宣阳观钟铭》，见陈垣《道家金石略》唐部分。文物出版社，1988年，161-162页），是一个典型的道士世家。叶法善道术高明，在当时颇有名气，曾参与唐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得到李唐皇室的宠信。据《旧唐书·叶法善传》载："法善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显庆中（656-661），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将加爵位，固辞不受。求为道士，因留在内道场，供待甚厚。时高宗令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法善上言：'金丹难就，徒费财物，有亏政理，请覈其真伪。'帝然其言，因令法善试之，由是乃出九十馀人，因一切罢之。法善又尝于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为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乃愈。法善自高宗、则天、中宗历五十年，常往来山中，数召入禁中，尽礼问道。然排挤佛法，议者或讥其向背。以其术高，终莫之测。睿宗即位，称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713），拜鸿胪卿，封越国公，仍旧为道士，止于京师之景龙观，又赠其父为歙州刺史。当时尊宠，莫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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