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润坤(710068，陕西西安市，陕西广播电视大学文经教学部)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昭仪武氏终于击败了对手王皇后，促使高宗废黜王皇后而立自己为皇后。围绕这件事，高宗和执政大臣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一些大臣惧祸不言，两位顾命大臣太尉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坚决反对，但曾深受太宗信任的司空李勣却和他们背道而驰。高宗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及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入内殿公议此事，与褚遂良、长孙无忌发生冲突，于志宁不敢言，李勣却在召见前称病请假。事后高宗问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勣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高宗永徽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91页）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家族统治，皇后的地位与尊荣仅次于皇帝，故废立皇后事关国家大局，是国家大事，执政宰相都有发言权，特别是顾命大臣的意见更具有重要作用。李勣所言，显然与封建王朝的礼制相悖，实则是变相表明自己支持废立皇后，并给高宗强行废立皇后制造借口。得到位居三公的李勣的支持，高宗遂坚定了决心，置两位顾命大臣的意见于不顾，毅然将废立皇后的事付诸实践。
李勣身为唐太宗所倚重的大臣，为何要与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唱对台戏，极力支持武昭仪上台呢？这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的。
首先，李勣虽为顾命大臣，但并未得到太宗的完全信任，必然与太宗宠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存在矛盾。太宗逝世之际，对太子说："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遇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李勣时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即朝中的宰相，太宗随即将他贬出京师，到1340里以外的叠州去当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第6266-6267页）太宗对太子之嘱托，暴露出对李勣猜疑之深，对之无故贬官，实暗藏杀机，若非李勣精明，识破太宗的为人和机关，犹豫观望，不即刻赴外任，必遭太宗毒手，成为冤死鬼。当太宗托孤之时，贬官在外的李勣当然不能预闻。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前者是太宗皇后长孙氏的哥哥，被太宗长期委任为宰相，后者是太宗的宠臣，善于察言观色，投太宗所好。同为贞观老臣，李勣与两位顾命大臣在贞观末期的遭遇截然不同，李勣险遭不测之祸，二位顾命大臣稳享尊荣。虽然高宗永徽年间李勣亦官高位显，但是与长孙无忌他们的得官经历本质不同。李勣既对太宗给自己所设圈套洞察秋毫，心中当然是极端反感，而对太宗信任的两位顾命大臣也必有戒备，与长孙无忌两人存在矛盾是毋庸置疑的。在皇后废立问题上，长孙无忌他们以顾命大臣自居，动辄搬出太宗遗命来要挟高宗，这不仅令高宗反感，也正是李勣所憎恶的。因此，李勣支持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必然沉重打击了两位顾命大臣，实则间接报复了太宗，出一口恶气。
其次，高宗确实有恩于李勣，李勣此举是对高宗报恩。太宗对李勣设圈套之时，高宗作为太子，不管其当时真实想法如何，都无力干预太宗的做法。后来李勣被重用，虽是太宗遗命，但是高宗对李勣确是倾力倚重和信任，对之有恩。贞观时期高宗为晋王时，曾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86页）并州大都督和长史，既是长官和主要助手的关系，两人必然有军政事务方面的经常性交往。高宗被立为太子之时，李勣以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属于东宫僚属，不久又进位宰相。高宗即位当月，即召李勣为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会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可见高宗实际是视李勣为心腹重臣的。"永徽元年，[李勣]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四年，册拜司空。初，贞观中，太宗以勋庸特著，尝图其形于凌烟阁，至是，帝又命写形焉，仍亲为之序。"（《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第2487页）由此可见，太宗死后短短几年，李勣由边州都督一跃而为首相，再登三公，高宗对之宠任有加。可以说，李勣的高位显爵来自高宗，当然要对高宗感恩图报了。那么在高宗坚持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而顾命大臣仗先帝遗命反对的关键时刻，李勣无疑要倾向、支持高宗的主张。
其三，废立皇后也是当时统治集团内贵族与庶族权力斗争的反映，李勣代表庶族利益，对代表贵族利益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发难。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反对废王皇后，无非因为王皇后乃太宗所定，出身名门贵族，而武昭仪曾为太宗才人，出身低微，身份与王皇后不能相比，正位后宫属于名不正言不顺，故极力反对。这种反对理由也刺伤了同为庶族出身的李勣，故其虽不明言与之抗辩，却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一言而使高宗断然抛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出身贵族的顾命大臣，决定皇后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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