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村是离蕉城十七八里的一个小小的山村，离我们的矿山事务所有三里的距离。我和几个同事的友人在这村里共租了农民的一栋房屋，都带了家族来安顿在这栋很古拙而且很破漏的屋里。
我和淑筠结了婚后，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也把她带到这寂寞荒凉的山里来了。
“到日本去度蜜月的计划终成画饼了。”淑筠到山村里的第二天走到屋外，眺望着荒凉的山景——这时恰是深秋时节——苦笑着对我说。每天我往事务所去后，才从女学校的寄宿舍生活脱离出来的淑筠终敌不住寂寞的荒山中所特有的氛围气。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从矿山事务所回来——右手提一柄手斧，左手抱一个皮夹回来，远远的就望见了黄昏中的淑筠。她站在门首的小溪桥上望我回去，她的鬓发在寒风中颤动。淑筠接着我，她的右手从肩胁下攀着我的左腕时，我马上回忆起我在大学预科期内曾读过的欧文氏（Irving）的“Wife”一篇，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L君回来了么？”淑筠接着我低声的问。L是我们矿山的庶务。
“你问他怎的？”
“啊！阿兴儿由T村放学回来，在中途掉落在溪水里去了。水没多深。但他碰在一块岩石上，出了许多血，脑后肿起了一个碗儿大的瘤子。幸得康伯母（屋主的妻）和她的媳妇在那边山上斫柴，看见了忙跑下去把阿兴儿抱了回来。我替他把血洗干净了，又给了点绷带替他包扎好了。L君的妻说阿兴儿现在有点发热，不住的在说梦话。你想不危险么！”
阿兴儿是L庶务的大儿子，今年八岁了。L把他送在邻村的T村公学去念书。所谓公学也不外如是如是：借了一所农民的破屋，一厅两间。一块长三尺，宽尺半的黑板。几张没有漆的书台和板凳。中间的一厅就算是讲堂。左边一个房子是教员兼校长的书房和卧室。右边一间房子的占有者是二三个十四五岁的学生兼杂役。墙壁上面的一重白色灰泥三合土早剥落了，一块一块的黑泥砖都呈露了出来。教员是一个三四十岁的高级小学毕业生。他们村里人说这位先生在高级小学毕业的那年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大的十二岁，小的也已经满了七岁。他在小学毕业后就在他的山村中当绅士。他毕业后也贴过报条，收过祖尝的谷数十石。近年来因为同族里出了几个中学毕业生，把他收的祖尝谷夺了去。自后他就拿一部历书和一个罗盘来维持他的日常生活。运乖的罗浩士——这位T村公学教员的名——他拣的日课没有许多人相信，他的罗盘也常蒙着一面的尘埃，没有许多人请他去定方位，看风水。到后来他就到一所神庙里去扶乩了。T村也是一个很贫苦的农村，但户口比澄清村多十几倍，所以小孩子也有几十个。农民里面有几个认得几个字，有时又会穿长衫的便出来提议办公学。这几个会穿长衫的农民就做了校董。其实这间学校没有常年经费，也没有基本金，要不到他们来做校董。在罗先生看来他们不算是校董，他替他们取了一个新颖的名词“校东”。罗先生的薪金是全赖学生的束修，至少限度每个学生每年要供给先生一担柴和三斗白米。至于学费有三元的，有四元的，有两元的，有一元的。合计起来罗先生每年的收入有八十几元和五六石白米。尽T村农民的能力只能负担此数，所以请不到比罗先生更好的教员。
我和L君也曾到公学参观过来。罗先生异常的殷勤招待。他请我们到他的卧室里去坐，叫了一个兼杂役的学生去煮茶，这个兼杂差的小学生的头上满生了疮疤，赤着足端了两盅茶来给我和L君。罗先生就像福音书里所说的法利赛人（Pharisees），他的茶盅子外面倒还光洁，但里面却满敷着一层褐黑色的茶垢。六分满的茶呈黄牛尿的色。我把它吸了半口，舌上就起了一种苦涩之感。罗先生手里拿着一个水烟袋要我吸，我不吸。要L君吸，L君也和我一样的辞绝了。罗先生只得自己咕噜的吸了几吸，随着张开口，把他的支气管一抽，咳的一声，吐了一口黑痰在地面上。我看着胸里作恶，差不多要吐呕了。
我们坐了一会，就出来参观他的讲堂。罗先生指着在里面的两张书台前的三个小学生，告知我们那些是三年级的学生；指着在中间的书台前坐的八九个小学生，告知我们那些是二年级的学生；又指在外面两列台位前坐的小学生，告知我们那些是初年级的学生。罗先生最后告知我们他所采用的是新学制中的混合教授制。我和L紧紧的咬着口唇，忍着屡欲喷射出来的笑，辞了出来。罗先生翼如也的张着双腕把我们送出门首来，还鞠了几躬。
“能够认识几个字就算万幸了！”L叹了一口气说。
L君因阿兴儿进了T村的公学，差不多替T村公学兼做学费征收员了。T村公学学生的父兄多半在矿山里作工，罗先生就缮写了一张学生父兄姓名表交阿兴儿送给L，要求L发工钱给他们时，把他们的子弟的学费扣除下来。
村民实在穷得可怜，一天做来一天便吃完了。残冬看看要近了，罗先生的薪金还只收得三分之一。
严寒的一天晚上，微微的下了一阵雪。由T村到澄清村的路上早敷了一重薄薄的雪。我和同事吃过了晚饭，都在一个公共的休憩室里围炉向火。我们正谈笑间，忽然听见外边有人在敲门。
“谁来了！？”最胆小的B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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