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写小说也是有遗传性的说话，那末我从小就喜欢涂涂写写，也算得是一种遗传性吧。
我的祖父遗著很多，他写了不少的故事，如像《阅微草堂笔记》那类的作品。可惜我在海外求学时，众多堂兄弟们不知先人遗墨之可贵，不善保管，终于散失无存了。
我的父亲虽然没有什么著作遗留下来，但他对于中国旧有的小说，大体都读过。我从小时候对于小说有兴趣，也是由我的父亲所启发的吧。当我在七八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讲了许多故事给我听。至于出自何书，我此时不复能记忆了。不过印象最深，至三十年后的今日尚留有些影儿在脑里的，有：
（1）述一个善人，家事很穷，家中只存有黄豆三升。但有比他更穷的邻人向他告贷，他便把三升黄豆分一半给他的邻人了。……
（2）有一妇人，对于儿媳们之爱有所偏颇，爱次媳而恶长媳。长媳至孝，但终于不能忍受为姑者的虐待，抑郁而死，死后为鬼，仍继续她的孝行。当她的婆婆诞辰，仍为制新鞋送来。……
（3）是《子不语》里面的僵尸的故事。
（4）是《聊斋》里面的夜叉国。
以上都是在我的脑里发生了很深的印象。在这时候（七八岁两年间），听见堂兄弟们讲《三国演义》。于是我便半懂不懂地会翻读《三国演义》了，因为我祖父藏有一部木板的《三国演义》（共二十册）。我一翻《三国演义》，我的两位堂兄便来和我争。我的祖母妙想天开地把二十册书分作三份，每人分五六册。（因为有几册给人借了去，不全了，只存有十五六册。）我所得的部分是从火烧新野至张飞取瓦口关的一段。我的父亲也特别为我讲释了许多。于是我更觉津津有味。
“话分两头，怎样讲？”
我的父亲故意指出“话分两头”四个字来问我。的确，我在那时候实在还没有念《三国演义》的程度。
一方面，我的父亲还讲许多故事给我听，大部分是从《聊斋》里面摘选出来的。例如曾友于、张诚、细柳……等等。
我把从父亲听来的故事尽向堂兄弟们贩卖，于是比我大两岁的堂兄弟便要求老祖父要讲故事给他听。祖父问了问我，才知道我记得许多《子不语》和《聊斋》里面的故事。祖父也就讲了《阿英》一篇给我们听。由“闲阶桃花取次开”一直到“著得凤头鞋子即当来”的一首词，我虽不认得字，但背诵得很熟了。
到了九岁那年，父亲赴南洋去了，祖父也出省城赴科去了。祖父走时，我们要求他要买一部《封神传》回来。祖父便答应了。
自离开父亲后，我的日常生活是十分痛苦的。祖母老了，不能常常看顾我，受伯母的压迫，受堂兄弟们的欺凌不少。我之开始做笔记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笔记，用纸是用那时代的彩票本子反折过来，在纸背后写，再把它装订成册。（当时我们族中长辈，多是闲暇无业，都爱赌彩票。）当然，我的笔记都是用土白写的。（像今日的粤语，用了许多不可解的白字。）虽然不通，总算是我的创作。
那年冬，祖父果然买了一部《封神传》回来了，是木板的，没有图像，我颇失望。祖父由省城回来后，不久就死了，祖父一死，家里人人不安，所以在我九岁的下半年，也没有注意到小说了。
到十岁那年，我会念传子（小说）的声名真是洋溢乎全村了。堂兄弟们对我也有了信用，肯借小说给我看了。我在十岁那年，借读过的小说有《中东大战》、《七剑十三侠》、《西游》、《说岳》、《薛仁贵征东》、《征西》、《罗通扫北》、《粉妆楼》等等。
到了十一岁，借得了一部《再生缘弹词》，觉得是空前的一部好小说。为了这部弹词，可以说我差不多是寝食俱废。
嗣后便继续读《天雨花》、《小五义》、《红楼梦》、《花月痕》、《今古奇观》、《品花宝鉴》、《水浒》等。我还记得当我十二三岁时，喜欢模仿写小说。读《三国》、《水浒》时，模仿“交马不三合，一枪刺某某于马下”的章回体小说。读了《再生缘》、《天雨花》、《红楼梦》后，便模仿着写些“遗帕遗扇惹相思”一类的章回体小说。这是我第二次的模仿的表现吧。
从十二岁起，因为努力于学作“义”和“论”，减杀了我的创作力不少。一直到十七八岁的性的烦闷期，都没有什么创作的表现，只是无日不在钻研“义”和“论”的作法，——新八股。
十七岁那年，在省城，从《东方杂志》读了《碎琴楼》，觉得这真是百读不厌的作品。同时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也发生了兴趣，时常装出冬烘的样子，在不住地吟哦“春草碧色春水绿波”一类的文章。受了这类小说的影响很深，于是又模仿那些文章，写了一些“莺声燕语”式的小说，但都是以之自娱，并不想发表，也不敢希望发表。后来有一位同乡看见我喜欢读小说，便来对我说：
“你所读的小说都是无聊的旧小说，有什么读头。我介绍一种新的哀情小说给你读吧。”
我心里不服输，因为我当时是正在耽读《花月痕》、《品花宝鉴》、《红楼梦》及《碎琴楼》。
“还有什么好的新小说呢？”
“冷红生译的《巴黎茶花女士遗事》。”
“有得卖没有？”
“在广州恐怕买不出。不过我有一本，送给你吧。”
过了两天，那位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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