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街上去和甘比诺家族成员接触，侦探库林斯和奥布赖恩事实上是实施了联邦调查局在2o年前就已酝酿，但从未真正应用过的战略。早在1960年，执法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由于缺少信息而行动受阻。回顾以往，很明胡佛不仅事实上对有组织犯罪及其影响的估计太过天真，而且在行动布置方面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整个5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首要任务是在政府内部及周围对共产主义分子进行调查。如果说在这段时间里工作重点看上是被误导了，只能说调查局和其它所有政府机构一样，反映了国家的情绪基调和所关切的事。从另一个角度说，联邦调查局没有真正决定把谁排在“最急需”名单的第一位；而是公众们决定的。
不管怎么说，让侦探们到街上去和黑手党徒聊天的计划从未真正进行过。许多方面都奶制这样做。其中一方面就是侦探一般都是两人一组工作，如果说让一名暴徒和一个警察谈话是困难的，那么让他在两个警察面前说些什么实际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别看暴德们受到的教育很少，但一些老手对于适用于他们的法律条款相当了解。他们明白“确证”这个术语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在两个证人面前说什么或做什么要比在一个证人面前几乎危险十倍。
至于派侦探们单独行动，也有问题。在通常情况下与一名暴徒一对一不会有什么危险。但在这句话里重点应该强调的是“通常情况下”这几个字。在典型的案例中，黑色党暴徒的暴力行为都不是随意而发的，而是有计划的行动，不间由单独一个人执行，而是由一支队伍执行，以使黑手党一方稳操胜券。但是，黑手党徒们的火暴脾气和无缘无故怒火发作是众所周知的；有时候就会出问题。早在1963年，就有这么个例子，一名侦探因为在一次葬礼上拍照被人拳打脚踢一阵毒打。
且放下可能存在的危险不谈，事实上试图与犯罪家族成员交谈也是件很令人沮丧的差事。你用了半天时间追寻在到某人的踪迹，最终找到了他。他站在那里，脚在地上划来划去，按得指关节劈啪做响。你问他一个问题，会得到如下四种反应：或者他支吾其辞，或者他说谎，或者他建议你去和他的律师说去，或者他让你滚蛋。而这反过来惹恼了你，使你更难保持礼的态度。有什么用呢？实际上任何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一旦有机会就会跳起来赶去逮捕一个黑手党小卒。但是仅仅做一次社交性拜访前景可不是很吸引人的。
如果说侦探们不愿意接近黑手党暴徒成员，那么这些人反过来更不习惯于被人接近。乔·奥布赖恩很早就意识到这会是警方的一大优势。他决定避免任何玩计谋和躲躲闪闪的行动，要让他们接触尽可能显得直率、随便、大大方方。在这种与秘密行动截相反的行动中，他不想欺骗甘比诺家族成员，而更愿意用他的率直和大张旗鼓的声势使他们大吃一惊。
比如对“大乔治”雷米尼一例。他是个小额高利贷者和赌徒，也是斯塔滕岛上“最有脸面”的蔬菜水果店的业主。乔·奥布赖思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走进了他的店铺，开始游览品鉴朝鲜蓟和蜜瓜等各种蔬菜水果，直到他觉得可以直接走近“大乔治”。奥布棘恩随身带着一轲照相机，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给局里的照片档案里添上新的一张。
“再见，親爱的。”雷米尼对一个手推购物车，车里堆满硬花甘蓝和茴香球茎的矮个儿老太太午。这位蔬菜水果商是个又高又笨拙的人，他并不肥胖但下颚上肉垂，在那类装束草率的人员他几手算得上是英俊的了，“过几天再来埃”通路已被让开，奥布赖恩向雷米尼走去，侦探的手里拿着一个茄子：“多少钱？”
“那得称称看。”雷米尼说。但是当他从奥布赖恩手中过茄地，他看到了那只手掌中还握着一张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立刻，这位商人的红润的、未刮过的脸白得像棵花椰菜。他向遑退了半步，躲到了一箱速冻菠菜后面。“我什么也没干。”他说。
“你没说您干什么了。”奥布赖恩親切和蔼地回答，“我只是路过，进来打声招呼，给您照张相片。”
雷米尼显然是第一次注意到那架照相机。同时，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回忆起什么的神情：“您就是那个送节日贺卡的人吗？”
奥布赖恩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嗯，我不想让别人给我照相。”雷米尼说，他的声调变得有几分争执的意味。似乎他已意识到眼下还没有危险，显然他想要装聘副逞强的模样，以弥补刚才过于明显害怕的样子，“我没必要一定让您给我拍照。”
“对不起，乔治。但是纽约东区打击在组织犯罪特别行动组说您一定得照。当然了，如果您想到法庭上争辩……”“我不想去法庭。”
“我也这么想。这是说，您有您的生意要做，还有所有这一切。”奥布赖恩挥手一比划那些黄瓜、卷心菜和石榴。然后他开始胡乱摆弄起那轲照机机，夸张地做出一副笨拙的模样。
雷米尼轻轻笑了笑，笑容里充满着苦涩的嘲讽。
“联帮调查局，”他摇着头说，“您知道，在电视里你们这些人总是来无踪去无影，那么神出鬼没。比如说带着一架红外线照相机在车团漆黑里照相。而您到这儿像个拍快照的旅游者。这是什么？业余的时间吗？”
“业余时间。”奥布赖恩重复说，一点也没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