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超出他们父辈的成就，另一种人永远留在家长的隂影下，第一种人把家族的名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与生俱来的权力，他通过自己豪放性格的支配或是提高或是玷污这名声，第二种人把这名声当作一斗砖样的重负承担着，应该说，这名声并未与他融为一体。他抬起它，或勇敢地背上，或是在它的得压下渐渐消沉，但这名声从来不真正属于他。
托米·甘比诺，卡洛的儿子，说句公道话，就属于第二种人。从表面上看，他和父親惊人地相像--同样瘦瘦的身材，长长的脸，杜兰特式的鼻子，黯淡无光的黑眼睛，这对眼睛似乎每传一代就要相互靠近1毫米，但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甘比诺“教父”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个大人物，他的残忍无情充满传奇色彩，他的诡谲狡诈富于神话气息，甚至他的错误都是不朽的。他是个难以匹敌的人，而托米从未真正尝试着效仿他。他生优优柔寡断，仅仅是一个懦弱、没有决断力的家族头目。对于他的叔叔保罗·卡斯特兰诺介入甘比诺家簇的君主地位，他看来不仅满意，而且是大大地松一口气。
托米·甘比诺并不想使自己的生活远离家族纽带。他对备親关系的感觉比大多数人都要强，因为他的父母是嫡親的表兄妹。另外，在一种颇具中世纪帝王制造和平姿态的怀旧意义安排下，他娶的是托马斯·卢切斯的女儿，卢切斯后来成了这个奉行竞争机制的犯罪家族的首领，并且一直统领着这个家族。
但是如果说家族纽带阻碍了托米·甘比诺真正成为他自己，那么伴随着血親关系纽带而来的特权则给了他相当可以的补偿。甘比诺“教父”已远不止是个百万富翁，他租用的房屋包括两栋正面用赤袍色砂石建造的楼房，坐落在第5大街街旁一个非常时髦的街区里，阿尔·帕西诺就住在街对面，作为“通用卡车公司”的服装运输业主，甘比诺享有所有在传统的黑手党暴徒王国内的待遇，同时，从他所在的位置上，他可以把握整个服装交易中的家族利益。
然而，在1983年春天，那睦利益有点混乱了。5月6日黄昏，甘比诺拜访保罗·卡斯特兰诺，和他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我对他说，保罗，我说，嘿，等一会儿，吉米，就等一会儿，你的人退休了能连续三年每年得5万美元。乔·盖洛，他走出去的时候身上只有13美分，我说，这哪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是啊，”卡斯特兰诺说，“公平在哪儿，我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托米·比洛蒂说，他的声音突然吱吱尖叫起来。像一支吹跑了调的竖笛，“真该死。”
“然后就是汽车的事”，甘比诺继续说：“我说奥吉应该有辆车，他们说不行。我说吉米就有辆车，那是他媽的怎么回事？他们说奥吉的工作根本就用不着汽车。我说：“这‘根本不’是他媽的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改了规矩？到底什么是重要的？”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哭穷说收入的钱不够。”
“有多少收入？”教父问。
“保守数字，”托米·甘比诺说，“估计是60o家店铺每月5o元。”
“3万。”经洛蒂揷嘴说，冒失得像个在班级里总要第一个举手的聪明儿。
坐在里士满路的小阁楼里，乔·奥赖恩在一张黄色小纸片上写算式。你不得不承认黑手掌徒在这一点上确实高明--他们的语法糟糕透顶，他们说不出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在哪儿，不知道水的化学符号是什么，也不知道黑斯廷斯战役（1o66年1o月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与诺曼底公爵之间的战争--译者注）是在哪一年打的，但是他们能迅速而精确地算了钱数。
“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卡斯特兰诺说。
“嗯，有吉米，还有他的车。有奥吉，尼尔也得了一份，还有克莱门泽的抚血金。”
“好吧，”卡斯特兰诺说，“如果我们要付点钱的话，我们也只付给自己。”
“不，保罗，”甘比诺说，“因为区别在于现在有一部分钱用来和中国帮打仗了。”
听到这儿，乔·赖恩和安迪·库林斯互相做了个鬼脸，然后又集中了注意力。这是一个新角度，至少在它关涉到“制衣行业协会”方面--虽然实际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各方面来看，民族冲突越来越经常被人提起。在中国帮和意大利暴徒间似乎存在有一种特殊的、几乎是情场上的那种憎恨。这种相互憎恨之所以生根，是因为“小意大利”和唐人街在卡纳尔街上接壤。中国帮传统上停留在南边，意大利帮在北边，不需要有刺的铁丝网表示这里是两个国家处于騒动的休战状态中的前线阵地。说起来早在1975年之前中国帮挺而走险越过了这条边界线，而意大利人，出于骄傲的缘故，不愿意被这些该死的黄种人抓祝因为这事关黑换党和唐人帮的面子，这就不属于竞争了。黑手党是第一流水准的，是政府第二。而中国帮会中的成员则被大多数人想像成几个瘦弱的恶棍，吸手卷的香烟，内衣脑兮兮的，在茶馆后面玩麻将赌博，从穿着俗丽纱宠的外国胖老太婆那儿买一点鸦片。
但是近来，中国帮已经像所中国社团一样，在人数和经济势力上都在扩展。而意大利的财产和人数都趋于萧条。在穆尔贝里大街上的合法中国买卖，在服装区的中国诈骗势力--对于西西里人的自负都是沉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