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卡斯特兰诺的调查就这样开场了，行动的特点正如侦探库林斯和布赖恩所设想的那样有“rh因素”。
“rh”从拼音上代表“制造混乱”，这正是他们希望通过与街头地痞接触能对甘比诺家族的平稳运行和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威严傲慢的平静造成的影响。
阿帕拉钦的案子尼证明警方稍加干涉就会给黑手党暴徒的宁静来很大困扰--但是当然了，自从那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多变化。
其一就是，《教父》这总电影在匪徒的含义上笼罩了一层感伤的光环；影片给歹徒们提供了一整套现成的话供他们在想把话说得粗暴、豪迈、有正义感，甚至是智慧时使用。剧本--大部分聪明人看上去都记住了--使他们不那么难于开口。普遍的事实是，出了他们自己的小圈子，许多聪明人痛苦的犹柔寡断而且非常害羞。他们从未真正长大过；他们确确实实从未远离过家门。他们敏锐地清楚自己缺少教育，害怕自己会说些蠢话。能够说一些艾尔·帕西诺和罗们特·德·尼罗说过的话，有助于他们开始加入到谈话中。这部电影告诉他们应该如何行动，以及应该感觉到什么，如果他们能感觉到什么的话。
另一个使暴徒们不那么害羞的因素是电视新闻，这些新闻通过有选择的镜头播放，把暴徒们的生活浪漫化了。摄影机只选拍那些偶然发生了的事情--而然发生的事情在街头歹徒的生活中是极大的例外。事实是，一个暴徒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单调得令人无聊。你大约在中午时醒来，去找文尼或弗兰克喝杯咖啡。文尼和弗兰克不得不去见托尼和彼特，这样你就从大老远开车到斯塔膝岛再喝杯咖啡。托尼和彼特没有露面，你再一路赶回到昆斯去看另一个家伙和两货车偷来的波电缆。但在定价之前，必须打几个电话。你只能使用付费电话，所以自先得找一台好使的电话，然后听见的是对方含混不清的声音，因为某个傻瓜的汽车警报器响起来了。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你回到家洗个澡换件衬衫，说说晚饭吃什么，想去哪儿吃。但是如果碰巧有某个你不想见的人也在那儿吃晚饭，你就不得不换个地方。
此时你已经因为那些咖啡、香烟和饥饿而开始感到胃在*挛。
这确实不能令人兴奋；当然电视新闻不会总是报道你所期待的谋杀、毒品帐单和在法庭上的表现。
但是新闻媒介对暴徒生活的美化却给执法部门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们似乎使那些聪明人增强了对自我价值的尊重，使他们更渴望站出来被算作一个党徒--并被起诉。
自从阿帕拉钦事件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有哪件事保持原样而不变准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令人吃惊的是，直到1986年，在对著名的黑手党各帮派首领聚会案（未成功的）的答辩时，秘密犯罪组织的存在才为公众知晓。直到那时那神圣的“奥默它”誓言仍要求“我们的这件事”的参与者对保持沉默。因此，与警察谈话对一个的生命存在显然不利。最细微的疏忽，甚至几句可能被误解为暗示黑手党存在的话都会被认为是违反了“奥默它”的誓言，其惩罚就是死亡；甚至被看见和警察在一起也能受到致命的惩罚，因为众所周知，那些紧张不安的同伙会得出错误结论，采取严厉行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最好一看见有执法部门的人在附近就躲起来。
同样真实的是，因为人的本性并未改变，1980年的黑手党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如同1957年的黑手党徒一样天生多疑。这些人中有些人心理严重失衡，几乎可能肯定会被确认为临床偏执狂症。但是即使是那些没这么严重的人，也完全有理由被确诊为神经过敏症。警察想抓他们。亚洲人、黑人、波多黎名人的竞争组织会很高兴他们从街头消失。敌对的秘密犯罪组织家族成员会在一分钟后攻击他们，甚至失宠于他们是厂好的朋友其结果也同样糟糕。因此这些人对于随便地进行一次友好的谈活这个想法愈发感觉不安。
现在这个想法比平日更令他们不安。
从198o年的春天开始，昆斯区布尔瓦街一家文具店的印有标志的贺卡销售量有了大幅度增长。这股生意兴旺的浪潮是由于乔·奥布赖恩掀起的。作为“制造混乱”略的一小部分，他已经承担起做大约50个已知的甘比诺组织成员的单方面笔友谊的任务。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脑记录，奥布赖恩编制了一个日历，上面注明团伙成员的生日，上至保罗·卡斯特兰诺本人，下至最小的街头流氓。每个人在过生日时都会得到一声问候。贺卡上除了有一句和辙押韵的贺词，奥布赖恩还平心静气地附上他的消息：一张他的联邦调查局业务名片，上面醒目地印着联邦调查局的印记，当然还有奥布赖恩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以备万一哪个人想和他聊聊。看上去他们并不想--虽然有一个甘比诺组织头目后来承以，奥布赖恩是除了他妻子外唯一记得他生日的人。奥布赖恩也送圣诞卡和复活节卡，他甚至在圣帕特里克节也送贺卡。
奥布赖恩最喜欢在特殊情况下送下片。这是一个多么体贴的方法，它提醒人们有个人非常关心他们，密切注意着他们的事业！比如说，如果有一个甘比诺小卒摔断一只手，那他在结算医疗费的同时一定会收到联邦调查局寄来的祝他早日康复的卡片。
比如说如果有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