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午下来，她对父親提出了几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问的是国际法中有关凶杀的详细条款。要不是他对另外一件事过分地激动，他会觉得这些奇怪的问题问得有些唐突。
“我可以肯定，我们必须回家！”他隂沉沉地说，“德军已集结在艾克斯拉沙佩勒，准备进攻列日。绝对没错，他们准备打通比利时！英国要参战！劳工问题，婦女参政问题，爱尔兰的内战——所有这些麻烦都会像我们去年冬天在得克萨斯遇到的那场雪一样迅速地融化。他们要参战的。如果他们不参战就等于是在进行民族自杀。”
他的女儿凝视着他，她并不知道他是在鹦鹉学舌，说的全是卡尔顿饭店的那位擦皮鞋人的话。她开始认为，他对外国事情的了解比她以为的要多。
“是的，”他接着说道，“我必须上路——赶紧上路，一旦打起来，这地方可不是不打架的人的好去处。即使非得买一张定期船票，我也得走！”
“胡说八道！”姑娘说道，“这是终生难逢的一个机会。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老爸给哄骗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在这，面对历史！”
“美国历史对我很有用，”他用夸耀的口吻说。“你要看什么？”
“地地道道的乡巴佬！”——她若有所思地说，“你这个老可人疼的——我就喜欢你这样！我们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在面对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时似乎显得很愚蠢。但愿你不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废话！”他大声他说，“我今天去一趟轮船订票处，虽然我从未为一张选票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我要像争选票那样争张船票来。”
他女儿看他决心已定，也就不去费力劝他，长期的经验使得她会聪明地对付这种情况。
在这个炎热的星期一，伦敦是一个处于戒备状态的城市，是一个人心恐惧的城市。这一期号外刊登的谣言马上被下一期否定了，接着又来一期给证实了。那些能正视未来的人们面色沉重地走在街上。不安笼罩着城市。这不安在得克萨斯的姑娘的心中产生了反响，因为她在想念她的广告栏的年轻朋友，他被“拘禁”在苏格兰场那令人蹙额的高墙后面。
这天下午，她父親露面了，那姿态全然是一位胜利者的得意样子。他讲述了如何花了惊人的大价钱从一位男士那里买到了船票，这位男士本来要在三天后乘萨罗尼亚号离开英国。
“接乘客上船的火车星期四上午十点钟开车，”他说，“你再看欧洲最后一眼，准备走吧。”
三天！他女儿心情沉重地听着。她能在三天时间内得知这奇怪的神秘事件的结局吗？她能知道那位第一个如此不按习俗地在一份公开出版物上向她求爱的男子的最终命运吗？嗨，三天结束时他可能还在苏格兰场，还是一个囚犯！假如是这样的话，她不能走——绝对不能走。她几乎就要把整个事情向她父親和盘托出，自信能平息他的愤怒获得他的帮助。她决定等到第二天早上再说，如果没有来信，然后再……
但是，星期二早晨果真来信了，信的开头带来了令人愉快的消息。是的，信的开头。可是信的结尾呢？全信如下：
親爱的焦虑之中的小姐：我想象你得知我因杀害印度军中的一位上尉而被关押起来，而且证据于我全然不利时，应该是这般焦急的，并且真心地希望良心的呼声，我是否想入非非了？
好了，親爱的小姐，不要再忧愁了。我刚刚熬过了最为惊恐不安的一天，而自从上个星期四以来，我天天不得安宁，算是命该如此吧，但刚刚度过的这一天最让人惊骇不己。不过现在，我在黄昏中又重新坐在我的房间里，是一个自由的人。惊涛骇浪般的奇遇刚刚过去，我在我应享受的风平浪静中给你写信。
怀疑不再投向于我，警察不再盯着我，苏格兰场甚至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杀害弗雷泽·弗里尔上尉的凶手终于被抓获了！
我不光彩地在苏格兰场的单人牢房里度过了星期天的一夜。我无法入睡。我想的大多了——比如，想到了你，时不时还想着如何逃脱紧紧罩住我的网。我在领事馆的朋友沃森晚上很晚的时候来看了我，他特别和善，但是他说话的声音中并没有什么暗示。他走了之后，我心中觉得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认为我毕竟是有罪的。
一夜过去了，今天的大部分时间——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步履蹒跚地走过去了。我想到了伦敦，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金黄的伦敦；我想到了卡尔顿饭店——我估计现在这个季节那里不会再有草莓了，我猜想，招待我的侍者——那位姿势挺直的普鲁士人——现在已在他的德国老家步入军队行列。我想到了你。
下午三点钟，他们来了，我被带到属于布雷巡长的那个房间。但是，当我走进房间时，巡长并不在场——只有休斯上校，他还像往常那样无可挑剔地泰然自若，凝视着窗外死气沉沉的石头院子。当我进来时他转过身来。我估计我的样子一定是太寒伧了，因为他脸上掠过一种遗憾的表情。
“老朋友，”他高声说道，“实在是太对不起了！我打算昨晚就放你回去。但是，我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我一言未发。我能说什么？在我听起来，他说他忙不过是个极为愚蠢的借口。但是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推断出，我即刻可以逃离法网了。这让我的心怦怦直跳。
“像我昨天那样把你扔下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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