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东亚大陆在东部地区，地处亚热带、温带，雨量充足，物产富饶，土地空旷，人烟稀少，是适于农业发展的。居住这一地区的先民以田蚕织作为其生产特点，这同亚洲西部田猎畜牧生产的发达是有区别的。这个特点，也是同这一地区野生资源状态密切相关的。
在殷商以前，东亚大陆的东部地区没有马、牛、羊之类的动物，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在儋耳、珠崖等地是无虎与马的。日本、台湾、海南诸地古代与大陆容易相通，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倭国传》记载：倭国是“无牛、马、虎、豹、羊、鹊”之类的动物，台湾也是没有。据《隋书·流求传》，隋炀帝曾在大业三年令羽骑尉朱宽入海……因到琉求；大业四年又遣将率兵浮海击琉求，当时的琉求也是只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牛羊多产于中亚，马之产地更在其西。可见东亚东部地区的马、牛、羊等动物都是以后传进来的，由西方而中原大陆，而沿海，最后才在海岛上逐渐出现其踪迹的。
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给这一地区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从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田蚕织作是在这一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四、五千年以前东亚大陆的农业生产情况，虽然书阙有间，但从后世周边农业生产后进地区发展状态也可以从中推知一二。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朝鲜的情况是：“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说明早在殷末周初，朝鲜已经是以田蚕织作为主要的生产了。这种情况，到后汉继续有所发展。据《后汉书·东夷传》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其中还提到马韩的情况是：“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邑居杂落，亦无城郭……不知骑乘牛马。”辰韩、马韩的情况，反映了古代东亚大陆的基本情况，无马牛羊等牲畜，而过着田蚕织作的生活。至于辰韩因大量秦人移居，不仅带去了牛马，而且还能骑乘了。但是他们还不是过游牧生活，仍然过着田蚕织作生活。
在古代曾与中国大陆还有某些联系的海岛日本与海南岛的情况也是以田蚕织作为主要生产事业。日本是“土宜禾稻麻纻蚕桑，知织绩为缣布。”至于海南岛的情况，据《汉书·地理志》，是“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
不仅在东亚大陆的东部、南部，东北部存在着田蚕织作的生产，而且在西南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以成都地区为例，据《华阳国志》载，蜀地有“锦绣……桑漆麻纻之饶”，巴地也是盛产“桑蚕麻纻”。正因为田蚕织作有深厚的基础，所以到三国时期，四川的织锦业才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传到了江南。任豫的《益州记》说：“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岸，蜀时故锦官也。其处号锦里，城墉犹在。”山谦之的《丹阳记》特别讲到蜀锦的生产，指出“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地的织锦事业，是在原来的田蚕织作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在西南的永昌一带的”哀牢夷”（即獠人）也是过着田蚕织作的生活。《后汉书·哀牢夷传》载其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说明哀牢夷的织绩带来能生产优质的布匹，华丽的绫锦，也反映了其生产历史的悠久才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也盛行田蚕织作。《后汉书·南蛮传》载盘瓠之族“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裁剪皆有尾形。”
综合上述资料，说明这些地区都存在着发达的田蚕织作，这是同这些地区有着相当发展的农业分不开的。这个生产特点是同游牧生产生活完全不同的。
中国中原地区的纺绩事业，在北宋以前，以兗州地区最为发达。《尚书·禹贡》载“桑土既蚕”；《汉书·地理志》谓鲁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又云齐地“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故齐为三服官之处。《汉书·贡禹传》说“方今齐三服官，工作各数千人，一岁赀数巨万。”可见很盛。秦观的《蚕书》云：“桑土既蚕，独言于兗。然则九州蚕事，兗为最乎！予游济河之间，见蚕者豫事作，一妇不蚕，比屋詈之，故知兗人可为蚕师。”由此可见，在黄河下游一带是以田蚕织作为其基本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蚕桑事业到六朝时代才在江南地区逐渐发展，而兗州成为中国纺绩事业的重心，则是北宋以前的情况。
东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文化的发达，也可以从河姆渡文化的考察而得知。这个文化的发展，又是同黄河流域两种不同文化的发展互相影响交融的。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都是黄河流域的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单就陶器而言，便呈现显著的不同。仰韶文化的典型陶器，多为大腹、平底、小口、表面以毛笔涂彩，是用手制的；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则是黑色的，其纹饰是劾画而成，有三足、圈足或高，是轮制的。再就这两种文化的分布地区而言，仰韶文化存在于河南省及河南以西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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