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上落后。伍其鄙可能与职官五正近似，是统治民众的五种等级组织。《国语·齐语》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夫，各使治一属焉。”从邑到属是五级。五属属于国君，其中未谈到采邑，大约直属于国君，有利于加强君权，这也是齐国强大的基础。孔子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骈为地名，可能在鄙中，被纳入五属归国君直辖。管仲此举是为谋利国，故伯氏虽受损失而不怨恨。但其后齐国仍有采邑，铜器齐子中姜镈铭文称，鲍叔的孙子受封邑二百九十九邑，万世子孙都不得改变。所以贵族卿大夫强横，可能改革也不很彻底。鄙中野人不服兵役，但要供给物资并服劳役。
《齐语》又称：“四民者勿使杂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各使其分业世袭，不见异物而迁，以促进生产和加强军士战斗力，这说明当时社会变动还不剧烈。又“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平时治民也按军制编组，轻罪以缴纳武器赎罪，使组织和军备都得以加强。同时齐国地处海滨，有鱼盐之利，工商较发达，《史记·齐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齐国物产丰富，山海资源又为官府控制，“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政府财政富裕。齐国手工业尤其纺织业也很发达，“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传》）直到汉代，皇室还在齐地设三服官，供给皇室所需纺织品。齐国经济富裕也是它创立霸业的有利条件。
《齐语》记述农业方面的改革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大约是整顿井田制，村社分田而耕，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轻徭薄赋以稳定农民，发展生产。西周末年的“不藉千亩”是实物地租的开始，鲁国“初税亩”则在此后约百年间，可见春秋初年齐国的发展领先于鲁国，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改革对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不过当时“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说明农民属于野人，可能也包括郊区务农的国人，职业的区分逐步在改变国野的分界。
齐桓公时国力虽然逐渐强大，但还不能取代周天子，军事实力尤其政治威望都很不够。所以齐桓创霸的最好办法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了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并通过“存亡继绝”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威信。鲁庄公三十二年（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狄伐邢”，次年，“齐人救邢”。次年，“狄入卫”，卫国逃亡遗民拥立戴公于曹邑。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帮助卫国抗拒狄人。鲁僖公元年（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齐桓公率领诸侯帮助被狄人破灭的邢、卫重新建国，这便是春秋时艳称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使得齐桓公威信提高，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于是齐桓公进一步纠合中原诸侯，准备阻击楚人的北侵。鲁信公四年，齐桓公率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联军伐蔡，接着又伐楚。楚国派使臣前来谈判，双方于召陵结盟而退兵，并没有实际交战，楚国表面上认错，恢复对周王室的贡纳（《左传》说是“包茅”，《齐语》称“贡丝于周”），实际上会后仍不断北进。其后齐桓公又与诸侯会见周惠王的太子，表示支持太子而干预周王室的继承问题。数年后惠王死去，太子在齐桓公支持下继位，是为周襄王。襄王感谢齐桓公，就派宰周公出席齐桓公与诸侯的葵丘之会，宣布王命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这是周王室承认齐桓公为霸主的表示。葵丘之会是齐桓公霸业极盛的代表。《孟子·告子下》称：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元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元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以上最后一句总括的话见于《左传》，说明孟子所言当是依据齐国当时流传的资料，有重要价值。春秋盟会比较详细的材料仅这五条盟约，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状况，一方面子要孝于父，同时父也要慈于子，不得随意宠爱后妻更换太子。一方面要选任贤才，改变世袭制，同时也不得随便诛杀大臣。还要求注意社会救助事业，经济上互通有无，同恤灾患等，可以看出春秋时新旧交替的过渡性。
春秋时的霸主实际上是在夺取周天子的权位，不过齐桓公却是比较克制的。《左传·信公七年》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就是说主要依靠奉行传统礼制以争取诸侯政治上服从。《齐语》称：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分。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看来齐桓公并不注重从经济上剥削仆从诸侯国，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实惠，甚至是回赠超过贡纳，对小国有利，而对齐国本身的富裕并无重要作用。这同后来晋楚争霸时期不同，后期霸主对仆从国的搜刮剥削极为苛重，成了晋楚富强的方便之门。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指出五霸之间也是大有不同之处的。
二 宋襄图霸
西周灭亡后，平王继位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但这并不是说东周继承了西周，或者说是从西周迁移过来的。因为西周已完全覆灭了，东周只是在成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开初，西周故地还有虢公翰拥立携王。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到携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掉携王，才算结束这一尴尬局面。在晋、郑诸国的大力支持下，平王的东周终于稳定下来，《国语·周语中》称：“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可见东周并不是正常继承西周而是紧紧依靠着东方诸侯尤其是晋、郑的扶持。
但是晋、郑等国支持周王也有自己的打算，都想假借王命谋求私利。晋文侯攻杀携王，得到平王奖赏，见于《尚书·文侯之命》。不过晋文侯死后，其子昭侯继位，封文侯弟桓叔于曲沃，这就造成了曲沃同晋侯的长期斗争。经过六十七年，桓叔的孙子武公最后攻灭晋侯子孙，厚赂周厘王，被命为晋侯即晋武公，内部争夺才算告一段落。所以春秋之初晋国无暇外务，于是郑国乘机大肆活动，可以说是大国争霸的先兆。然而郑国也是西周末年新建的国家，郑桓公在周幽王时为司徒，他看到西周衰亡的迹象，于是向东方发展，寄孥贿子虢、郐之间，其后灭郐建立郑国。西周灭亡时，桓公与幽王同被杀死。其子武公辅佐平王建立东周，担任王室卿士，掌握大权。武公的儿子庄公继位，平定了其弟共叔段的叛乱，内部统一，加强了君权。对外则假借王命，征伐诸侯，如“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左传·隐公元年》），“郑人以王师……伐宋，入其郛”（《左传·隐公六年》），甚至以王命纠合诸侯出兵讨伐，如：“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土，以王命讨之，伐宋。……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庚辰，郑师入防。”（《左传·隐公九年、十年》）正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创了春秋时期霸主活动的先例。
然而郑庄公喧宾夺主把周王作为傀儡，自然引起王室的反感，矛盾逐渐加剧，终致双方摊牌。“（周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蔡、陈、卫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这一战一方面使周天子威信扫地，桓王亲率诸侯联军伐郑，竟然兵败王伤，周室从此一蹶不振。另方面郑庄公也失掉了借用王命的政治资本，加以庄公死后诸子争立，内乱频繁，基础薄弱的郑国遂降为二流国家，但在春秋时代始终甚为活跃。
其后·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正式开创了霸业。齐桓死后，也是诸公子争位，太子昭奔宋，宋襄公纠合诸侯兵送太子昭返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既定齐国，也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从而展开了外交和军事活动，打算争取诸侯的拥戴。宋是殷商王室后裔，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时，微子启降周被封于宋，代替武庚统领殷商遗民。宋国“于周为客”，受到一定的礼遇；它周围是鲁、卫、蔡、陈等周室亲信诸侯，大约也带有防范意味。宋国在当时并不算小，作为王朝之后，基础还是好的，尤其在文化方面，“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十年》），是领先的典范国家。春秋之初，周王室衰微，宋国也曾活跃。“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可能也是不甘寂寞。但结果引起内乱，事与愿违，数十年后宋襄公又寻旧梦了。
宋虽是大国之后，但地处中原，在周人包围之中，并无发展余地，到春秋时，比起齐、晋、秦、楚等国就显得弱小了。所以宋襄公图霸，便想求得楚国的支持。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十二年、前639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秋，诸侯会宋公于盂，……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想当霸主却成为囚俘，《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详载此事称：
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住。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我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
这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引起了下一场军事上的争夺。
鲁僖公二十二年，“三月，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郑文公到楚国朝见，是表示服属于楚。宋襄公伐郑，则是与楚争夺霸权，惩罚朝楚的郑国，当然引起楚国的反击。这就爆发了古代史上有名的泓之战。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分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在泓之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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