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本纪》）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概括追述，是最重要的材料。秦穆公也曾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不过在中原争霸中并未成为主角。《左传·文公六年》记，秦穆公去世，“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这是说终春秋之世以至战国前期，秦国不能在中原大国中起主导作用，要到商鞅变法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
五 晋楚争霸
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欲传位其子奚齐，于是废掉太子申生，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出奔。献公死后，大臣里克等杀死奚齐及骊姬党羽，在秦穆公支持下迎立公子夷吾，是为惠公。惠公既立，背外内之赂，杀死迎立他的大臣里克、丕郑及七舆大夫，大约是原属太子申生的下军将领，内部有些离心。又不交付原宣称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引起了秦穆公的怨恨。惠公六年（鲁僖公十五年），秦军伐晋，战于韩，晋军败，惠公被俘，国势危急。当时秦不可能灭掉晋国，穆公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也强烈要求和平解决，所以在索取河东之地并以太子作人质的条件下，又将惠公放回。惠公死后国内不稳，秦穆公资助公子重耳返国，立为文公。文公立后，晋国内部才稳定下来，国力迅速发展，成为对抗楚人的主力。
楚国从武王、文王以来处在兴旺发达的时代，齐桓公创霸时也未遭到打击，不过稍受遏制。宋襄公争霸失败，楚国更加强大，中原重要国家郑、宋等均将折服于楚。晋文公在国内粗安时就发动了城濮之战。为准备这一战，晋国建立三军，有车七百乘，结果大胜楚军。楚国统帅子玉自杀，北上争霸的势焰第一次受到打击，晋文公也被周襄王赐命为霸主。
城濮之战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其后三十五年（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楚庄王伐郑，包围郑国都。“郑人卜行成，不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趁机修缮守备，楚军再度围攻，三月后攻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即无条件投降，楚庄王退兵三十里，允许媾和。晋国发兵救郑，双方大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庄王威震中原，也被视为五霸之一。其后二十二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楚共王被射伤，楚军战败。此外在鲁襄公十六年（前557年）又有湛阪之战，楚军失败。晋、楚争夺霸权的四次大战，晋国三胜一负，长期保持着霸主地位。
晋、楚争霸近百年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尤其是处在两霸中间地带的郑国和宋国，战祸最为严重。这期间郑国参与大小战争七十多余次，宋国也有四十多次，有时几乎亡国。比如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楚国有意挑衅，派使臣赴齐，经过宋国却不假道于宋，把宋国看作属国。宋执政华元杀其使臣，楚庄王立即发兵攻宋，包围宋都。宋使人求救于晋，晋国无意出兵，却派使臣宣称“晋师悉起，将至矣”，诱骗宋人死守。楚军从九月围攻到次年五月，还准备长期坚持。宋人派华元夜入楚师，登楚帅子反之床，劫持他起来说：“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报告庄王，楚军退兵三十里，双方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弭兵运动，要求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放弃战争手段。第一次倡导者就是宋国执政华元。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华元约集晋、楚大臣盟于宋西门之外，其誓词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同盟友好互助的内容都有了，可惜只保持了四年。楚诱郑叛晋服楚，晋军伐郑，楚军救郑，于是发生鄢陵之战，和平运动遂成泡影。其后三十多年，宋国大臣向戍再次发起弭兵运动，于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又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有晋、楚、齐、秦、鲁、郑、蔡、卫、陈、许等十余国参加。会上楚国提出“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要求晋和楚各自的附属国也要承认对方的霸主地位并去朝见，就是使小国同时向两霸纳贡，晋、楚不战而扩大霸权范围。会上商定除齐、秦两大国和邾、滕两附庸小邦外，从楚的陈、蔡、许，从晋的鲁、卫、曹等国都接受了这加倍的负担。此盟约也未能保护小国，其后十二年（鲁昭公八年，前534年）楚灵王灭陈，晋国也不过问。因为此时晋国君权虚设，六卿强大，内部斗争剧烈，无暇过问外事，正如子产所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国则由于吴国兴起攻其后路，也无力大举北进。两霸都在衰落中，晋、楚之间的大战双方都有意避免，大的战祸倒是长期没有发生。其后是吴、越继起争霸，中原地区相对说来还平静些了。
晋、楚争霸是代替天子行政，与齐桓时代不同，他们向诸仆从国征收贡赋而且逐年加重，剥削不少。鲁襄公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郑国子产历数郑君朝晋的事实并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甚至晋国的官员女叔齐都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搜刮所得，便在晋都大兴土木，铜鞮之宫数里，奢侈享乐，腐化堕落，大权转入六卿之手，晋君也步周王之后走向没落。周王更是只存虚名，实利均被霸主占有，从不向王室贡献。
六 晋军制与三家分晋
春秋以至战国前期，晋（后来的魏）是突出的强国，维持霸业的时间最长，国力超过楚及齐、秦，这不是偶然的。
晋初封时力量不大，《左传·定公四年》记，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其组织与东方鲁、卫等不同，大约是唐叔带去一部分周人，同当地九宗五正等结合起来进行统治。西周时代史事不详，可能也无甚可述。春秋初年又发生了大宗翼和旁支曲沃的斗争，绵延几年直到鲁庄公十六年（前679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吞灭了晋国公室的曲沃，才得到周王承认而立为诸侯。这时它只有一军，相当于小国的武力。西周无军这一级，其实际人数不可详考。
十八年后，鲁闵公元年（前661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上军大约是原有的，由晋献公亲自统帅。太子申生统帅的下军当系新建，其中有七舆大夫，部众又称舆师，金文称“师旟之政”（《叔夷镈》），即乘车的土卒。舆即众，舆人即众人，《左传》、《国语》常见，下军可能由从民众中选拔的武士组成。这就破坏了传统的国野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等级界限，有利于军队的迅速扩充。
此后十六年，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惠公在韩之战被秦国打败，当了俘虏，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其大臣吕甥建议“作爰田”、“作州兵”。爰亦作辕，爰田即换田，就是恩格斯讲的马尔克分配耕地的制度，古代农业村社对耕地每人分给一份，每年或三年、九年、十二年一换。所谓“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何休注）。后来私有制发展，逐渐改变为不换了。晋作爰田就是最后一次换田，即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实行授田制，“赏众以田”（《国语·晋语》韦注引贾逵说）。相应地农民也承担义务即服兵役，作州兵就是扩充兵源，组建新军，“征缮以辅孺子，……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古代军队武器由战土自备，所以必得给以土地，他们才能装备自己而组成军队。这在政治上又是一次很大的变革。
其后十二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文公准备伐楚，“蒐子被庐，作三军”，三军即中军、上军、下军，中军将为主帅，也就是平时的执政，后来的宰相。次年又“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行是步兵，车战本有步兵配合行动，这次却是组建专门的步兵队伍，在军制史上是一大发展。可能狄人主要是步兵，不知骑乘，所以晋人成立新的步兵来抗击他们。三年之后，“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据《国语·晋语四》是增建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十二年后，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晋蒐于夷，舍二军。”仍恢复到三军规模。
三十三年之后，鲁成公三年（前588年），“晋作六军”。在原有的中、上、下三军外，扩建新中、新上、新下三军。六军将、佐共有十二卿，即为晋国主要大臣，后来演变成三家分晋的局势。其后四十七年，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这次晋军同以步兵见长的狄人作战，又在地形险隘之处，“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即放弃兵车，五辆兵车的甲士十五人改编为步卒三伍（五人为伍，步兵最小单位）。结果取得大胜，可能此时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大了。
春秋时的晋国是以旁支取代大宗而夺得政权的，《国语·晋语一》称：“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这就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君主等级制，对宗室贵族猜忌特甚。晋献公时，原来晋君翼那一支大宗被消灭后，对曲沃这一支的“桓、庄之族”也全部翦除。接着是骊姬之乱，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和夷吾出奔，“诅无畜群公子”（《左传·宣公二年》），即为了保证骊姬的儿子不受威胁，规定太子以外的公子都不得留在国内。晋献公死后，骊姬的儿子又被大臣杀掉，“自是晋无公族”。西周春秋的公族指君主的宗室贵族青年，他们是君主近卫亲军，平时担任警戒保护君主，战时组成军队核心主力，重要大臣均从其中选拔。晋国没有这批宗室亲贵，就得由君主选用异姓疏属，有利于君主集权。但另方面，国君比较孤立，后来被权臣架空，终至三家分晋。当时楚国土地广阔远过晋国，但在同晋争霸中常处于劣势，至战国初年更弱，可能就同楚国保持贵族政治有关。
贵族政治破坏，国家就需要法治。在贵族政治下，刑法由贵族自由确定，贵族各自统治他属下的臣民。国君虽有权威却不能直接下到基层，中间有不少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公七年》），一级只管一级。晋国法治的建立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晋文公曾在国外流亡十九年，政治经验丰富，回国即位后扩建三军，“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当时官制与军制是结合在一起的，文武合一。礼与法也是互相为用的，礼是国家传统典制，习惯法。秩即爵位，正其官是正官位的等级高下，选拔官员的次第办法。《国语·晋语四》称：“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性之能，掌其远官。”胥、籍等十一族是先代贵臣，其中有些姬姓旧贵族，近官是亲近的朝廷重臣、三军将佐等。诸姬是其他周族子弟，中官为君主的侍卫、宫廷官员、三军的下级军官。异姓者非国君亲故，远官是地方官长，不在朝中。这些可能就是执秩的主要内容，选任官员的一套法制，又称为“被庐之法”。
其后晋襄公七年，蒐于董，赵盾为执政，“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事典是国家政事典章经常制度。法罪是犯法判罪。辟即法，刑狱也有法。董是正，逋逃为逃亡者，逃亡者正其罪。质要即契约凭据，由是使用。旧洿是原有不好的治罪条例，加以整治。秩礼、常职是原有经常性爵禄官职，予以保留。淹滞是久未提升的，选拔出来。这些就是晋国法治的诸方面，向太师、太傅（国君顾问性质）提出而推行于晋国。
赵宣子之后，范武子（士会）对晋国法制建设有重要作用，《国语·晋语八》称：
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佐文、襄为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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