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
范武子的祖先是从周王朝避难迁来晋国，子舆即士蒍，晋献公时管刑法，后为司空。传到士会辅佐文、襄、成、景四公，政绩很好。《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博，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国语·周语中》记此事称：“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三代指夏商西周，执秩为晋文公蒐于被庐时所作，可见范武子之法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在晋国有很大影响。晋悼公继位时，“使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还记载晋悼公称：“（范）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
到了晋顷公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贵族时代不必有法令，尤其没有形诸文字的成文法。贵族没落，才出现人民与贵族共同遵守的国家法令。孔子生长在东方，贵族政治传统保留甚多，三桓执政，以序守之，不用什么法典，所以他看不惯晋国铸刑鼎，指责为亡国之乱制。范宣子是范武子的孙子士匄，其刑书当是范武子传下来的法，源起则为赵盾执政时所制订的“常法”，即“夷之蒐”后“改蒐于董”时创制。
在此之前二十多年，郑国子产就已经“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地处晋、楚之间，兵祸最惨重。子产执政时改革田制、推行法治以挽救危机。当时晋国大臣叔向曾致书反对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也很看不惯。他还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这恐怕靠不住。成文法的出现，当在贵族政治没落之后，不会早到夏商之初。当时子产回答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也就是说成文法是当时需要的。
贵族政治时代以人治为主，法是次要的辅助。《左传·文公六年》评论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说：“《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无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这是说明贤人最为重要，他可以使人效法，可以留下教训，可以陈列最好的典制度数，告诫民众，大家都仰赖而听命于他，这便是古代圣王的传统。可见贵族政治也还是有它的一套办法。但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发展，贵族政治必然没落，法治逐步伐替人治，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就代表了这种趋势。战国初年魏国继承晋制，李悝集诸国刑典作《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成为战国时代变法改制的主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史记·商君传》说商鞅“筑冀阙”，冀即晋国大宗原来建都时翼，阙是阙门，两观之上有台阁，又叫观台、象魏，很是壮观。国家发布政令即在此公布，人民聚集观望。《周礼·大宰》称：“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左传·哀公三年》记，鲁国都发生火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也。’”筑冀阙大约就是把晋魏旧制搬到了秦国。《夏小正》是晋国的教令，晋为夏虚，小令即不是大政方针。《月令》载每月应作之事，也当是逐月公布的小令，可能同商鞅筑冀阙有关。《夏小正》时代较早些，大致属春秋时，《月令》则是战国时的。秦在孝公以前内乱不断，商鞅变法后君主集权加强，为后来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晋国的法治促成国家的统一、君权的提高，但君主下面仍然是贵族大臣掌权，国君没有公族，深感孤立，卫队都不好组织。《左传·宣公二年》记，晋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诗·魏风·汾沮洳》亦称公族、公路、公行，大约余子即是公路。这样晋国公族就由贵族大臣子弟组成，国君渐被架空。《国语·晋语八》称：
栾怀子之出，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从栾氏者大戮施。栾氏之臣辛俞行，吏执之，献诸公。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对曰：“臣顺之也，岂敢犯之。执政曰无从栾氏而从君，是明令必从君也。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戳。’臣敢志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公说。
这说明君臣和主仆关系不同，贵族大臣同他们的下属最初是主仆关系，隶属时间长了就转变为君臣关系。晋国的法治本来是要消灭君主等级制，但贵族大臣长期拥有土地臣民，逐渐形成新的君臣关系，发展私家势力，所以最终取代了晋国国君。
晋国六军有十二卿，后来内部争权火并，如成公十三年杀掉三郤。《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晋悼公任命“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其后数年栾氏败亡，荀偃亦称中行氏，士匄亦称范氏，与赵氏、韩氏、魏氏，加上荀氏另一支知氏，即为晋国后期掌握实权的六卿。其后鲁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同知氏、韩氏、魏氏、赵氏斗争，因知、韩、魏挟持晋君，“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左传·定公十三年》）。中行氏、范氏也败亡了，剩下知、韩、魏、赵四家。这件事说明春秋晚期晋君仍还有一定号召力。知氏之亡已在《春秋》之后，《左传》最后记：“悼之四年（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晋荀瑶率师围郑，……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所述知伯胁迫韩、魏围攻赵氏，反被韩、魏、赵合谋歼灭，已在鲁悼公十五年即前453年。三家瓜分知氏地盘，势力大致平衡，晋君已无足轻重，只余空名，三家分晋的局势就定下来了，历史便进入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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