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步长的百个并列的长亩，在这一百个长亩的周围制定田界，就称为陌。十夫有一千个长亩，即十个陌，在其周围制定疆界，就称为阡。陌是一夫的田界，阡是十夫的田界。每个长亩东西行为东亩，南北行为南亩。亩东西行，阡陌也是东西行；亩南北行，阡陌也就南北行。《左传·成公二年》载鞍之战晋郤克战胜齐国之后，要求“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因为东亩的阡陌是东西行，沟渠道路也是东西行，有利于晋国兵车向东进攻齐国。所以齐人反驳说，这样是“唯吾子戎车是利”，宁肯背城一战挤个死活，也绝不肯接受。古代村公社每人有份田，却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田是大家公用，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便对土地私有制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开阡陌同商鞅第一次变法规定的“令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基层组织编制也是完全配合的。
《通典·食货一》称：
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这应理解为废除百亩授田制），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杜佑此说本于《商君书》，《商君书》虽然不是商鞅所作，认为是商鞅变法后秦国通行的典制，却是不会错的。不过商鞅改制，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他只是把每夫可耕之地，由旧田亩的百亩扩大为新田亩的百亩，即旧亩的二百四十亩。这已是当时一夫所能耕种的最大极限。同时，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原来一易、再易的中地、下地，可能都成了不需休耕的田，商鞅把一夫可耕之地统行规定为新亩百亩，统一征收赋税，所以说是“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把赋税固定下来，《史记·六国年表》载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初为赋”，就同改革田制差不多同时的。杜佑以为“开阡陌”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这却还不是当时的事实，而是其后发展的结果，它需要有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吕氏春秋·上农》称：“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吕氏春秋》是秦王政时吕不韦宾客所著的书，这就反映了战国末年秦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现象。当时只有年齿未长和量力不足的人，才不敢任意开辟园囿和耕地。又如牛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就有了。《国语·晋语九》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是牛耕最早的记录。但是，战国时代也只有秦国才能普遍推行牛耕。《战国策·赵策一》载赵豹对赵王说：“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牛田就是用牛耕田；水通粮是用船从水道运粮，即后来的漕运。可见这还是秦国在经济上突出的优势，不是各国均有的普遍现象。古代牛耕要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挽牛，一人居中压犁入土，一人在后驱使前行，这在西汉赵过教民牛耕时还是如此。因而只有在秦国“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条件下，牛耕才易于推行。《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四年（前243年）规定：“百姓（人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人民有这样多的余粮用来买爵，这便是“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结果。
但是，商鞅改制之初“开阡陌”，只是扩大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通典·州郡四》称：
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
杜佑此说亦有所本，《玉篇·田部》即称：“秦孝公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西汉时代尚存在三种不同的田亩：一种是东田，亩积最小；一种是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一种是通行的大亩，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亩是怎样来的呢？《盐铁论·未通》篇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先帝（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图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代官员认为大亩是汉武帝制定的亩制，这是不对的。据上引杜佑之说，商鞅改革田制即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以此百亩为一夫所耕之田，这是当时任民所耕一夫所能耕种的最高限额。汉武帝不过是就秦以来逐渐通行的大亩，作为征收田赋的标准，汉代官员就说这是对人民莫大的恩惠了。至于古亩和东田又是怎样来的呢？《礼记·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郑玄注称：“当作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当时东田亩积最小，仅通行于东方，故称东田，这是井田所遗留下来的亩制。古步与汉步不同，古尺也与汉尺不同，郑玄更正《王制》的换算法，我们不必打这官司，我们只认古亩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约数就行了。汉文帝时称大于东田三分之一的亩为“古者百亩”，这就是商鞅所废除的亩制，因为在关中早已不通行，所以称为“古亩”。《周礼·遂人》云：“上田夫百亩，莱五十亩；中田夫百亩，莱百亩；下田夫百亩，莱二百亩。”上田田莱共百五十亩，恰好约大于井田百亩的三分之一。但是这在爰田制中是可耕的最小的百亩，所以商鞅废弃而不用。中田及下田田莱五百亩，其平均数为二百五十亩，这个数字便很接近于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百亩，大约便是商鞅所取法的。
商鞅开阡陌，固定了每夫所耕的田界，并扩大了从西周以来一夫所能耕种的单位面积，诱发了人民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一夫授田百亩的授田制，必然要走向崩溃的途径；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的原则，也必然要为人民群众所公认，土地私有制也就从此确定了。这是古代社会的重大改革，在这样重大的改革之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便日益显著，这在汉代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应理解为授田制），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但是，土地私有制刺激了当时的生产力，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远较东方六国为优。秦人又奖励耕战，于百人中以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所以秦国才能征调优势的兵力，对六国作持续不断的斗争。更利用漕运以输送国内积粟，供应远征的大军。这应当是秦始皇吞灭诸侯统一中国的物质基础。
二 生产的发达与国势增强
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富强，《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第二次变法后，“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但是商鞅变法并没有使秦国的社会发生什么质变。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去，商鞅被杀。秦惠文君继位，继续进攻魏、韩，到公元前330年，魏献河西、少梁于秦，两年后魏又献上郡于秦，这才恢复到东境至河的局面。到公元前325年，惠文君才称王改元，跟上了东方诸国称王的步伐，标志着国力逐步上升。其后十年，惠文王为继续发展孝公之业，谋划进攻方向，张仪和司马错曾有一番辩论，《战国策·秦策一》载：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曰：“不然。……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当时张仪主张东进，向中原发展。司马错却建议向西南发展以培植国力，因为秦的实力还不够去中原争雄。他当面向秦惠文王指出秦国“地小民贫”，这已是孝公、商鞅死后二十多年，秦在七雄中还不能算是强大者，可见对商鞅变法的近期效果不能估计过高。秦惠王欣然接受了司马错的建议，张仪也和司马错一道领兵进攻巴蜀，说明司马错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
蜀国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生产水平自然比较落后，政治组织、军事力量等都远不及秦国。从四川出土的古器物看，主要是受楚、秦的影响，可见也早有交往。秦国伐蜀很快取得成功，并趁势灭巴，占有今四川主要地区。其后李冰为蜀守，开发都江堰水利，使成都平原发展为重要粮仓，对秦国的富强以至统一六国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前引《战国策》文称秦得蜀后，更加富强而轻视东方诸侯。说明在战国七雄的均势中，秦国此后才强大起来而超过东方六国。所以不能把商鞅变法时的秦国国力估计过高，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还要持续不断地多年努力，不能说一变法马上就有很快的发展。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载蔡泽说：
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畜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商鞅开阡陌是建立田界，决裂阡陌却是破坏田界，这是后来生产进一步发展后出现的情况。如前所述，公社的田是公有的，大约人均一百亩，需经常调整交换，所以没有固定的田界。阡陌二字在此前的古籍上亦无所见，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新立田制以后才出现的，有了阡陌就是土地私有的开始。随着土地私有，必然发展到“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决裂阡陌正是每人所耕不止百亩，十人所耕不止千亩，突破了原来的界限，也就破坏了村社的授田制。甚至商鞅变法后新立的田界阡陌也需经常不断地调整，时时被打破，蔡泽所谈“决裂阡陌”便是战国末年（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年以后）秦国私有制发展的情况。
如果每人耕种百亩以上，扩大了耕地面积，势必需要发展牛耕。在古代东方井田区域，每人耕种百亩不易上田，没有休耕地长草以放牧牛马，是不便于也不很需要推行牛耕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则为牛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战国末年牛耕在秦国已经普遍推行，这就使得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高于东方六国，积蓄了大量粮食。秦始皇四年（前243年），“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在遭遇虫灾的年月，老百姓还能有这样多的粮食用来买爵位，可见秦国部分农民的富足。若在公社体制下每人耕地百亩，绝不可能有人能保持粮食千石的储积。这也说明秦国的公社体制已经解体了，这在当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能够大大促进农业生产水平的。
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是因为秦国生产发达，可以抽出更多的人力从事长期战争，这是东方六国所不及的。农业民族生产若不发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是不可能建成大帝国的，这同游牧民族的容易兴起不一样。当然这不是秦始皇当代就能办得到的，同时也不是商鞅变法的时候就能达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用贾谊的评论说：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可见从孝公、商鞅变法以后，秦国世代奉行商鞅建立的新体制，经过百多年的继续努力，才取得建成统一大帝国的空前伟业，这对祖国历史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秦统一之后，在理论上仍然是强调注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