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发展生产的。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称：“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称：“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蕃殖。”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称：“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然而实际上却是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从根本上破坏了生产，造成经济崩溃政治瓦解，终于二世而亡。
三 私有制进一步发展
我国古代的私有制远在商鞅变法之前早就有了，它是首先在统治阶级贵族方面发展起来的。夏代出现的王位传子局面，就是家族私有制的产物，是父系亲族私有制的上层建筑，也是父系家族私有制确已存在的反映。战国时代距离夏代家天下局面的开始，至少已在一千五百年以上，而当时江淮流域鲁南一带，还存在着一些私有制和阶级刚在萌芽状态的农村公社，北方部分地区土地也属于公社，这充分说明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黄河流域晚新石器时代相当于尧、舜、禹时期，家长制氏族社会的氏族间逐渐有了贫富分化，富有的家长逐步把持了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酋长位置。历史记载如禹的父亲鲧是崇国之君，称为崇伯鲧，这说明鲧已是一个部落的酋长了。他的儿子禹之得为部落联盟的酋长，即是由于继承了鲧的部落酋长位而得来的。其后禹的儿子启变部落联盟的推选制为父死子继制，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又如尧之得为部落联盟的酋长，也是在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帝挚不称职以后，才被推选出来的，这说明当时部落联盟的酋长，开始把持在帝挚、帝尧这个家族的手中。
家族私有制就是这样逐步发展的，《北周书·宕昌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国无法令，又无徭赋，惟战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
宕昌羌起初“不相统摄”，说明只有各个独立的部落，还未出现部落联盟。无法令徭赋，说明虽有部落酋长，却还没有国家机构和阶级剥削。但是有了战争军事活动就“乃相屯聚”，即是部落联盟的开始，而“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的局面，也就由于军事屯聚的频繁出现而被打破。宕昌羌后来便出现了一个世为酋帅的梁勤，终于统一了这些“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的部落，创立了称王传子的局面。宕昌羌这个发展次第，也即是尧、舜、禹由禅让以至传子的过程。到了周代，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有田，这些都是私有者。生产愈发展，他们剥削所得更多，私有制也更加发达，贫富分化日益深刻，所以贵族统治阶级的私有制早就存在了。
那末，一般劳动生产者是否也存在私有制呢？农村公社不是以家族为生产单位，而是以男耕女织相结合的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生产单位。他们的份田百亩是公有的，他们仅有使用权。早期的爰田是“三年一换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周礼·均人》称：“三年大比则大均”，即是均平劳逸。后来受田还田中间相隔的时间逐步增长，以至最后“二十受田，六十归田”（《汉书·食货志》），形成父亲还田，儿子受田，这就逐渐变成世代长期占有。但是受田还要归田，说明土地仍不能由自己处置，更不能买卖，还不是完全私有。在东方井田区域，大概到西汉初年还是如此。不过生产者仍有自己的私有经济，除交租外，产品归自己所有。至于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则开始出现更早，私字偏旁从◆，即农具耒耜的耜，说明私有正是从工具开始的。但是公社成员虽然也有一些私人经济，却对贫富的分化起不了什么作用。《史记·货殖列传》称：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在统一的汉王朝里，这些地区贫富分化仍还不那么显著，春秋战国以前私有制的发展就更是很不够了。
但在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开阡陌之后，各家田界固定，且耕地不限多少，有能力的可以尽力多耕，于是土地属各家私有，出现许多自耕农。从前只有贵族才可私有土地，现在生产者自己也能私有，土地便不再属于公社了。如果公社仍然掌握土地，牛耕和纳粟拜爵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开初秦国地广人稀，它攻占六国的土地后，当地原有居民很多都逃跑了。所以秦国常常强迫迁徙民众填补，故“任其所耕不限多少”，为鼓励民众多耕而允许他们私有土地。到西汉初年，生活安定，人口增加，生产进一步发展，逐渐出现一些无田地的民众。《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井田是推行于东方低地区域可以连年耕种的田，秦国并没有井田，这里应理解为授田制。授田制是包括东方的井田和西方的爰田两种，都是公社将份田配给公社成员耕种的田制，土地是不能私有的。至于民得买卖土地，那是商鞅变法后发展的结果，也不是商鞅当时的事。秦国地多人少，开初并没有人需要买地。这是在公社解体多年，贫富分化深刻，人口增加，地少人多之后，才会有买卖土地的事情出现，必然需要一段时期的发展过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
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芸、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说明战国时中牟（今河南鹤壁西，时属赵国）的农民还只是私有宅圃，所以能出卖；而田地却只能抛弃，可见并非私有也不得买卖。至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赵括“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那是贵族的事，并不能说明民间的土地买卖。
一个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过渡，它的过程在中国是进行得非常缓慢的，公有制一步一步的萎缩，私有制则一步一步的伸张。商鞅变法后贵族逐渐没落，君主集权专制政体逐步形成，同平民一样，贵族也得有军功或生产好才可以做官。在集权的君主之下，贵族和平民都成为编户齐民，丧失了原来的特权。贵族在政治上虽然没落，他们从前私有的土地仍然保持，于是就有田连阡陌的豪民出现，倚恃其富厚的经济力量以役使平民。董仲舒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汉书·食货志》）。仲长统说：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疏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后汉书·仲长统传》）。
这就是有田的地主同无田的农民对立的状况。豪民地主是平民中分化出来的，必须平民能够私有土地，才会有这样的分化，这正是商鞅变法奖励生产以后发展的结果。
《韩非子·诡使》篇称：
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状匿、附讬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
有威之门即豪民地主，他们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也就形成雄厚的政治优势，而和君主集权的政府相抗衡。秦汉以后，由于生产发展，政府的剥削加重，农民除了交纳租税，还要服劳役、当兵，负担沉重。所以很多人宁肯依附于有势力的豪民，以逃避政府的横征暴敛。实际上这也是战国末年就出现了的，同商鞅变法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分化加剧密切相关。同时，贵族没落，豪民发展起来，这又是封建等级制削弱的表现。君主集权专制政体减少了社会等级，人民直接属于最高统治者——专制君主，这是与封建等级制相对立的局面，封建统治有所削弱。
公社解体后，私有制进一步发展，贫富日益悬殊。农民丧失土地后，“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从前公社存在时，社会上要互相救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统治阶级有时也要救济贫困，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记晋悼公即位，便宣布“施舍、已责（债），逮鳏寡，匡乏困，救灾患。”又《左传·昭公十四年》记楚平王初立，也采取“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等措施以安抚民众。商鞅变法以后，却采取“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的政策，奴役贫困破产的农民，加速社会分化，“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汉书·食货志》），债务奴隶大大发展起来，这也是公社解体、私有制发展后的现象，而为秦汉以后社会上的常态。
四 秦复东征
《左传·文公六年》记：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左传》中预言有应验的，也有不验的。可以说凡应验的预言，都是事后比附的说法，也就是《左传》作者看到了的历史事实。而不验的预言，也是《左传》作者认识到某种历史发展趋势而作的判断，但后来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之外了，这种变化是他未能看到的。秦穆公死时，晋文公、襄公继世称霸中原，阻扼着秦国向中原发展争霸即东征的道路。终春秋之世，晋国长期保持霸权，秦国受阻于晋而不得东进。进入战国以后，晋国虽然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但新兴的魏国更加强大，魏文侯、武侯时，渡过黄河西征秦国本土，《史记·魏世家》记：“文侯六年（前419年），城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今陕西韩城），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十七年……西攻秦，至郑（今陕西华县）而还，筑雒阴（今陕西大荔南）、合阳（今陕西合阳东）。”陆续攻占了黄河西岸大片土地，设置西河郡。秦国被迫退守洛河一线，于秦简公六年（前409年）“堑洛，城重泉（今陕西蒲城南）”（《史记·秦本纪》），形势比春秋时更为不利。所以秦孝公即位时的求贤令说：“昔我缪公……东平晋乱，以河为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筒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记·秦本纪》）。《左传》作者大约就是看到了自春秋初到战国前期这几百年间秦晋（魏）国势的对比，从而作出了秦国无力东征的预言。他却想不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秦国逐步强大起来，而魏惠王在同齐国争霸失败后迅速衰落下去这样的历史变局，秦国收复河西、进取河东以至最后席卷天下，更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秦孝公在求贤令中说：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代，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史记·秦本纪》）。
打败魏国，大举东征，正是献公、孝公父子两代梦寐以求的事业。为了完成亡父的遗愿，孝公才公开下令求贤。得到商鞅辅佐实行变法，秦国逐步强大起来，斗争的锋芒自然首先是东征攻打魏国。孝公八年（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斩首七千，取少梁”，攻陷了魏国伐秦的据点。十年，商鞅带兵“伐安邑（今山西夏县），降之”（《史记·六国年表》）。安邑是魏国旧都，这是秦国东征取得的重大胜利。不过，这几次取胜是利用了魏国在其东面同齐国、赵国决战，暂时无力照顾西边的有利时机，并非秦国国力已能超过魏国，所以胜利是不可靠的。一当魏国与齐、赵妥协，回师西征，秦国马上退避，孝公十二年又同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相会重新讲和（《史记·六国年表》）。但在马陵之战（前341年）魏国惨败被严重削弱之后，《史记·商君传》载：
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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