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生契。
这与东方民族以鸟为图腾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玄鸟氏在东方传说是少皞氏以鸟名官产生的，而少皞氏正是东方的民族。
黄河河套以下地区，分为河西、河东、河南，再东又有河内、河外等部分，当时的黄河入海口还在今日入海处以北很远。称黄河入海地区的北岸为河内，这个名称存在于周以前，可能是起于殷的，这也可证殷人与东北有关系。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也是《商颂》上的话。有娀氏又名简狄，其母系可能是出于北狄。
根据解放以来山东考古发掘工作证明，山东的黑陶文化的上层，存在着殷代文化层，这说明由殷以至山东半岛一半，都是殷王朝活动的范围。
甲骨文里面，有伐夷方的记载。《左传》说，讨伐东夷，其实，殷人自己就是属于东夷的。《墨子·天志中》引《泰誓》“纣越厥居夷居，不肯事上帝”，《非命中》“纣夷之居”。《礼记·杂记下》谓：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可见周人认为东方的人，包括殷人都是属于夷的，《汉书·地理志》说朝鲜受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的影响，“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这正是儒家理想的生活。
殷人的发展，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殷本纪》里面和甲骨文里面都有许多先公先王，相土和王亥都是。《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王亥在《山海经》和《世本》都有记载。《世本》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可能殷人的祖先是中国最先使用牛马拽引两轮大车的。从相土王亥到成汤灭夏，这中间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的。
商的都邑，也有许多，也是经过长期形成的。如曲阜和亳都是。亳，相传在商邱，或说在偃师，是西亳，但还不能最后肯定在什么地方。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殷代的文物及文化层，可能比安阳的要早，但不会早到成汤时代，偃师就在郑州之西。可见，殷墟的范围要更加扩大了。成汤时期对夏用兵，可以说是扩大殷人文化的一个时期。《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国语·郑语》谓“昆吾为夏伯矣”，又说顾和豕韦都是与夏有关系的，而豕韦是商灭的，顾是夏灭的。《孟子》和《殷本纪》都谈到葛伯不祀而汤征之。葛是嬴姓之国这也是东方系统的。可见这都是灭夏的一个步骤，而且就其地域来说，也是在仰韶文化东方的边区。豕韦按其原意来说就是猪皮，这可能是广泛使用猪皮的民族，大约和挹娄的情况差不多。《后汉书·挹娄传》说挹娄民族“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挹娄这个部族，远古是在中原，后来迁于东北的。昆吾和顾都是己姓，这也是仰韶文化的东界。《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杜注：“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太康失国以后，后相即居于此。《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王自谓：“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帝丘和许，都是仰韶文化的地区，同时是商灭夏必须首先解决的地区。
夏桀之居，也是在仰韶文化地区。《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的话：
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庐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而且后来相传夏桀败于有娀氏之墟，走鸣条，被放逐于南巢而死。要不是东西相争，他又为什么向南逃走呢。而且，夏裔分为两支，一支北去，为匈奴之先，一支南去，为越的祖先，而都被当地民族所融合，习染了他们的习俗。由此可见，夏代本身的文化并不太高，不然不会被他们所融合，所以《论衡·恢国》说“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是相当根据的。夏人崇拜日，《汤誓》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匈奴也有拜日习俗，可见他们是有关系的。
夏代是商人亲自眼见它灭亡的，所以，夏代的历史是可靠的，因此司马迁为之立了本纪。先秦典籍中记述夏代史事甚多，前人也从未有疑之的。
二 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
中国历史上“殷革夏命”，如果我们用后来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来解释，是不够准确的。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激烈的民族斗争，其结果是殷民族战胜了夏民族，之后夏民族有一次很大迁徙。
摩尔根《古代社会》讲到阿兹忒克联盟，详细地总结了印第安人对战争中的俘虏处置办法（见第六编第七章二--六页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俘虏杀掉；第二个阶段就是把俘虏献祭于他们所尊崇的神灵；第三具阶段就是把俘虏变为奴隶。用这几个条件讲夏商之际的历史，再结合甲骨文的材料，就比较容易清楚了。甲骨文记载的历史，已属商朝后期，其中有许多有关羌人的材料。羌人就是夏民族的后裔。甲骨文多记载“伐羌”之事。如记载祭祖乙时“伐羌十有五”（《存》1499），伐就是杀，杀十五个羌人来祭祀他的祖先。还有“今夕用三百羌”（《卜》245），白与百同，用三百羌祭祖先，甲骨文杀羌可以多至三百人。伐羌一二人以至用十五、三十等不同数目的，在甲骨文中就计算不清了。还有“断十牛，羌十人”（《甲》2124），就是用十个羌人和十头牛作为牺牲一起祭祀他们的祖先。这些羌人都是俘虏，甲骨文有许多“隻羌”的记事，可见获羌就是被俘虏的羌人。还有一部分幸运的则收容为奴隶，让他们为殷人服役，如“多羌隻鹿”（《前》4·48），或“多羌贵田”（《粹》1222）。殷人用这些羌人为田猎或种田的奴隶，贵田就是种田（贵作“●”，象双手捧土壅苗之形）。此外还有“令多马羌”（《粹》1554）或“多马羌臣”（《陈》116）就是命羌人养马或监视这些养马的人（臣象眼睛，多马臣即监视养马的人，又有小耤臣就是监视耤田的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到，在殷商的后期，殷人对待羌人还是十分严厉的。所以说殷革夏命并不是象后来的改朝换代，而民族间生死存亡的斗争。夏民族在这次斗争之后就有一次很大的迁徒，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记载的。
夏代统治中国时应河南、山西南部为其统治中心。最早主要在河南夏虚，后来发展到了山西南部，就是大夏，夏代的统治时间据《竹书纪年》记载：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凡十七王。统治中国的时间很长，也留下了不少东西。一九七七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南登封告成镇一个古城堡，其遗物中的陶豆陶量都有“阳城”印记。《汉书·地理志注》：“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禹都阳城见于《世本》及《竹书纪年》，《竹书》是魏襄王二十年以前的史书，《世本》也是秦以前的书，告成镇出土陶豆陶量也是战国时遗物，可见阳城早已存在于战国以前，应是夏人世代相沿的旧称。现在我们从出土遗址遗物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一致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人文化，阳城就是夏人旧都，陶豆陶量上阳城印记就是夏都阳城坚强的内证。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尚未发现文字。旧文献中，《论语·卫灵公》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夏时就是现在的阴历（实际上是阴阳合历），春秋时代居在夏虚的晋国，还是沿用这样阴历的。当时周人以十一月为岁首，而晋人则以阴历正月为岁首，和周历相差两个月。古代阳城，唐朝武则天时改名为告成，城中有测影台，用土圭测影，这也是从夏代遗留下来的，汉唐以来一直存在。夏人有夏历，他们在这个地方观测日影，作为各地的标准时间，有了测影台观测日影，比观察天上星宿度数要精密准确多了，把观测日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分别二至二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这是中国从夏代沿袭至今的阴阳合历。夏代的历史中无文字记载，但许多东西都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下来，象这样的传说还是可信的。
夏代没有文字，如夏人原居崇山下，“有崇伯鲧”就是禹的父亲。古代只有崇字而没有嵩字，《诗经·崧高》作崧，崇崧皆后起的形声字，《后汉书》灵帝熹平五年复崇高山以为嵩高山，《说文》嵩在新附字中，原是宋初徐铉附加的字，这也是夏代没有文字的一个例证。成汤灭夏。夏民族就从他的统治中心向外迁徙，他们并不是向一个地方迁移。原始民族经济文化结构并不严密，一个地方集中许多人，是养不活的。
首先我们让夏民族回西北边的迁徙。这里是羌族的老家。商灭夏后，虞夏这两个联盟的部族一部分就由北边向西方迁徙。《管子·小匡》中记载齐桓公“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谿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秦当为泰之误字，泰夏就是大夏，《国语·齐语》也用了这个材料，但无秦字，就是“拘夏”。西虞就是在西边的虞国，《齐语》里作西吴，说明了虞夏两部是向北边西边迁徙的，春秋时代齐桓公接触的这一部分还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秦始皇琅邪台刻石及《吕氏春秋·古乐》记秦国的北方疆域所至说“北过大夏”，《逸周书·王会解》“正北月氏”，月氏就是《管子》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月氏、禺氏，禺知都是虞氏的转音。战国时月氏大夏迁到中国河套的北边了。西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兴起以后，月氏、大夏继续向西边迁徙，《汉书·西域传》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上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西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敦煌祁连在甘肃西边，月氏被匈奴攻破后又征服大夏，后都于妫水。妫水即今苏联境内流入咸海的阿姆河。月氏大夏这时已西迁过了葱岭，其余没有走的就留在南山，称小月氏。南山即祁连山，《后汉书》称小月氏为“煌中月氏胡”，湟水在甘肃西北边，仍在敦煌祁连间，同羌民杂居互通婚姻。《汉书·地理志》。载陇西郡有大夏县，大夏就是夏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地方。《汉书·地理志》又载安定郡有月氏道，安定郡治固原，汉代凡有蛮夷的地方才称道，言汉王朝只能从道路交通上控制这些少数民族。中国文化重伦常，同姓不婚。大夏大月氏行收继婚，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同中国文化极端不同，所以汉人就把他们当作少数民族看待了。王静安先生《观堂集林续编》有《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对虞夏民族西迁讲得很详细，我们也相信月氏、大夏是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很长的时间逐渐由北边迁到西边去的。大夏最先迁到北边，留下一部份民族为匈奴祖先。《史记·匈奴传》说匈奴自称“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索隐》：“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妻，避居北野。”鸣条在安邑，桀之子妻其从妾，就是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死妻嫂的收继婚。过去人们都不相信这个话，现在我们看来《史记》这个话还是可以相信的。羌族原是西羌牧羊人，住在这里的民族与西边的游牧民族很接近，风俗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东部原来就不产马牛羊。《后汉书·东夷传》说倭（日本）“无虎豹马牛羊鹊”，《隋书·流求传》说流求“尤多猪，无牛羊驴马”。流求在福建东北，水行五日而至，即今台湾。日本与台湾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这些岛屿上没有马牛间就说明大陆上也没有这些家畜。一九六二年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位于巴林左旗北部乌尔吉木伦河东岸山岗上的富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骨骼甚多，未见有草原奇蹄类动物，也不见大型猛兽，犬科标本较少，未见可以肯定为家畜的。炭14测定富河文化距今为4730±110年，是中国大陆东部没有马牛羊这一类的家畜，又得到地下遗迹的证明。中国之有马牛羊这些家畜是中亚输入的。中亚是马牛羊的原产地，西羌族只训畜了羊群并没有驯畜牛（如牦牛），马更是从葱岭以西逐渐输入中国的，所以称他们为西戎牧羊人。这里居民原来也是农牧兼营，有一点粗耕农业，原始民族单纯游牧经济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他们来到东方，专门掳掠农业民族，这样就把本来的一点农业丢掉了。西汉采取和亲政策，每年都要把要缯絮米蘖（酒曲）送给他们。如果不把这些东西办好，到收获时他们就要来抢劫的。所以这种单纯的游牧经济只有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才可能存在。过去讲游牧民族都是单纯的游牧经济，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原来从西边来都是乘两轮或四轮大车，《通典》说：“大月氏国人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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