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支，其他临时费用如充实府库赐予之用，也须向统治集团内部筹措。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载陈国辕颇“赋封田以嫁公女”，封田即是有封疆的属于贵族的田，与村社的田无封疆者有别，陈侯嫁女这种临时开支是向统治集团内部筹措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国要向霸主晋国纳贡，也得“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孟子》称“国中什一使自赋”（《滕文公上》），因为国人不耕公田，只能按所得受田收入承担军赋。西周时周王赏赐臣属的衣服旗帜等贵重物品，有时采用特许其臣属向有从属关系方面征收货币而自行置办，见于金文者如：
“令女作司土，官司藉田，易女◆玄衣、赤▽市、鸾旂楚走马，取征五鋝用事。”——◆鼎
“王若曰：●，命女作豳師家司马、啻官仆射士，讯小大又邻，取征五鋢，易女赤市、豳亢、鸾旂用事。”——●鼎
“锡女赤▽市、鸾旂，讯讼取征五鋢。”——扬簋
这些不定期不定额的临时征收，积久之后，也可能成为固定的赋税。
春秋以前，租税是不服兵役的被统治民族负担，他们不出军赋；军赋是国人以上的统治集团负担，他们则不出租税。后来实物地租流行，被统治民族也当兵参战，除了原来的租税，又加上了军赋的负担。鲁国“作丘甲”、“用田赋”，郑国“作丘赋”，都是使出地租的同时也出军赋，人民的负担陡增一倍。鲁国在四分公室之后，鲁哀公收入不够开支，有若建议他实行彻法（只征收地租），他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论语·颜渊》）。这个“二”，并不是十分之二的地租，而是地租与赋税为二种。在春秋战国时，地租是没有超过十分之一的。《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说得很清楚，“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一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岁收一百五十石，纳税十五石，不是明白的十分之一吗！《孟子·告子下》载白圭宣称欲二十而税一，这便是在十一的基础上说的。地租从先秦的十一，到汉代的十五取一、三十取一，逐步减轻，这是容易理解的。若由西周的什一，到春秋时就增加到十分之二或三分之二，到汉代又减为十五取一、三十取一，这样的发展就不可理解了。
《孟子·尽心下》云：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
布缕之征可能就是由军赋转化而来的课税，粟米之征即是租税，力役之征则是徭役，这三种负担和秦汉时的口算、田租、更赋，唐代的调、租、庸，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左传·昭公三年》载齐国人民当时的负担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所说的民三其力，应当就是孟子所谓的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种，不能说是地租的负担达到了三分之二。力役之征即徭役原本是从古就有的，在村社体制下，徭役要通过村社来分配，村社作为共同体能发挥调节作用，危害还可以有所缓解。实物地租流行后，各类居民差别消失，村社普遍解体，一切负担逐渐集中到每户个体农民头上，问题就严重了。尤其徭役是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不定期不定额的非农业生产性劳动，完全是强制性的奴役，对农民妨害最大。孔子批评“苛政猛于虎”，宣扬“使民以时”，孟子屡称“百亩之田，勿夺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说明当时首要的危害是力役过重影响农时，地租赋税这类对个体农户剩余生产物的榨取还在其次。
不服徭役的是士阶层，所以他们可以自由迁徙，“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左传·襄公十一年》）早期的士是职业军人，平时警卫宫廷，战时从军出征，是车战的主力。春秋晚期以后，武士逐渐没落，很多人转而学习文化知识变成官僚，有的作为游民发展为豪强。官僚和豪强也是不服徭役的，他们才能变为地主。秦汉以后的统一大帝国，徭役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由于版图扩大，路途遥远，行程本身就是一种灾难，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穷尽的徭役。一直要到明清时代一条鞭法、地丁合一之后，农民的徭役负担才算减轻，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出现了新的转机。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