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补救目前。”①中央权势人物桂良则主张“以筹备海防之用，移而为抚局赔偿之用。……用于海防，系属无穷之壑，用于议抚，尚为有数之需。此中轻重不辨自明。”②这就是要撤除“防夷”之防线，并不惜物力财力以“速为议抚”。定下了满足侵略者的欲壑以全力镇压人民起义的方针。
方针既定，军事上的部署也随即一反过去两线出击的分兵的做法，而是全力对付革命人民了。原来准备北上勤王“御夷”之兵，均着原地不动或折回“剿逆”防地了。当河南巡抚庆廉将“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而自己带兵北上时，清廷因恐济宁一带“捻匪折回侵及豫疆”，而谕令庆廉“无论行抵何处，即统领赴援兵勇折回该省督办剿匪事宜”③；当漕运总督袁甲三请“北上随同僧格林沁”保卫“根本重地”时，清廷给予了“贼氛正炽，汝断难远离，所请勿庸议”④的殊批。与此同时，清廷谕令驻兵直隶的山东巡抚文煜着“统带兵勇，即赴济宁……迅解城围，毋留余孽”⑤；而将驻兵津沽“御夷”大将僧格林沁调往豫、鲁“剿捻”前线去了。至于处于长江中下游的曾园藩，清廷本来要他在“夷氛逼近阙下”北上，“以资夹击”的，但随即另作安排说：当此“皖南北均当吃紧之时，该大臣等一经北上，逆匪难保不乘虚思窜，扰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均为可虑，曾国藩、胡林翼均著毋庸来京”⑥了。
力量既集中于制内前线，对逼压北京城的英法联军当然赶紧与之签订和约。清廷给谈判首席代表奕“将退兵各层迅速定议，俟该夷酋进城，即行前住画押换约，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节。此时天气尚未严寒，该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銮以定人心”①的上谕，其急于投降，签订城下之盟，以换取英法退兵而达到“回銮”目的的心情，溢于言表。奕描绘当时的形势说：“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故不得不）权宜办理”。
所谓“权宜办理”就是对外妥协投降以便更快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的同义语。这也就是奕所说的“灭发捻为先”，治英俄等国次之的政策由来。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师夷长技”以拯救清政府垂危统治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派所意想不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实践。
由此可见，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那种认为洋务运动主要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面而兴起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变，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的必然。至于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意识到这种变的必要性，并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促进这种变，那不是历史所注定的。历史不能凭假设作结论。但从史实和逻辑说，如果在鸦片战争“御夷”中，实行林、魏等“师夷长技”的变革主张，那么，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这种运动，就是不折不扣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发生的了。因此，那种说洋务运动只是勾结并依靠外国侵略者的“长技”和支援，以镇压人民革命的活动，那也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洋务运动的发起是有制内和“御夷”的双重目的的。历史发展的逻辑也证实了这一点。19世纪70年代初期，当人民起义被镇压，国内阶级矛盾缓和，列强对华侵略加强，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多数洋务派人物如左宗棠、刘铭传等人，不是从“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转变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者了吗？1874年以后，清政府大办海军海防和塞防等措施，不正是在实践洋务派所提出的先灭发捻，后治俄英等国的策略吗？这些将在本书第八章及其他有关章节专题论述。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根据奕、桂良、文样等于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筹夷务全局折”六条章程中的首条：“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的建议而成立的。上谕任命奕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样等管理该衙门，其中以奕为首席总理大臣。从此，奕成了洋务派的首领，坐镇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从小受到极为严格的“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伦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咸丰帝奕即位，奕被封为恭亲王。1853年升任军机大臣，随后于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为都统、宗人府宗令、内务府大臣等职。具有这种教育素质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稳固和强大。因此，在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双重压力面前，他的主张是既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又坚定地抵御外侮。但后来当用两个拳头同时打向两个敌人变为不可能时，他采取“两害取轻”的对外妥协集中力量对内“剿逆”的方针，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咸丰帝病死，奕以协助西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有功，恢复了军机大臣职位，并披授为议政王。由于奕权倾朝廷，对于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洋务运动事实上起了促进的作用。他所领导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新的办理洋务外交的政权机构在其间也有不小贡献。
奕、桂良、文祥的奏折，在总理衙门一词中，本无“通商”两字，但清廷于批准奕的奏请时，加了“通商”两字，成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①。可见在清王朝统治者心目中，这个衙门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务。奕忻对此也不加以否认，只是借列强“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为由，请礼部铸造关防时节去“通商”两字，以免洋人“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的误解，这得到了“批：依议”的许诺。②奕的意思是，总理衙门虽以通商为主，但对外交涉的一切事务均在该机关职权之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两字，则限制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务。那样，该衙门的权力就会大大地缩小。这当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能以“通商”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见。“通商”的含义是什么呢？在当时，即意味着在对外开放中取洋人之长，其中心即是“师夷长技”，兼及外交和其他与“师夷”有关的一切事务。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特征。我早在198O年就曾说过：“洋务（原来叫‘夷务’），本来是指清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一切事务。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变为以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心的包括外交、贸易的一些事务为‘洋务’。”
“夷务”，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处理。鸦片战争中闯进国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当然不是过去的所谓“四夷”，不能作为“藩”来对待了，于是设立了处理五口事务的钦差大臣，始由两广总督兼领，1859年改由两江总督兼管，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北方天津、牛庄和长江内河汉口、镇江等增开口岸十余处，因而南洋钦差大臣由江苏巡抚兼任，北方则增设三口通商大臣一员。这就是后来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来。它们名为“通商”大臣，实际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务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了。在洋务运动整个过程中，总理衙门起了枢纽的作用，左宗棠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①由此可见，总理衙门是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中心以拯救清朝统治的自强新政（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洋务运动）成为国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为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是适当的。
在过去，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开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种说法。1860年说，是以清政府定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政策，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从而取得列强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为标志；1862年说，主要是以李鸿章在上海办洋炮局和比较系统地使用洋枪洋炮、练洋操以更有效地镇压人民革命为标志。前一说法，突出了妥协投降和反对人民革命，也即传统的把洋务运动看作是买办性与反动性相结合的产物，那当然就一无足取了。后一种说法，虽注意到了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使用以及近代工业的发生，但使用坚船利炮并不自1862年始，新式军事工业的起点，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庆内军械所为标志。据《曾文正公年谱》记载，安庆内军械所设所的时间是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藩还曾于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弹局、火药局一看。”①，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开端说，难以成立。因此，即使从办近代军用工业说，将洋务运动开端定于1861年也是适当的。
按照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理，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去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拿引进先进技术说，中国人包括太平军在内，使用洋枪洋炮早在19世纪50年代前期即已开始，那时引进先进技术尚未成为清政府的方针政策，而且很难找到哪一年哪一天为开始日。因此，历史事件的开始与终结的标记，常常要在政治方面寻找，而政治方面除某些运动外，又往往以某一机构的成立或撤销作为起迄的标记的一种。洋务运动之所以以总理衙门成立作为开端，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历史的分段线只有以政治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标记来进行划分才是正确的。清王朝虽于1860年10月前后，《北京条约》签订时即定下“面害相权取其轻”的方针，但具体执行并较为全面推广，却始自1861年1月总理衙门②的成立。
明确了总理衙门的设立是洋务运动开端的标志，就可以来谈总理衙门的地位与作用了。这从奕等“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已可看出端倪。
首先是级别同于军机处。（1）原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从总理衙门成立后，则由总理衙门“专一其事”。（2）总理衙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与军机处相同。一是领导人以王大臣领之”，二是“军机大臣承书谕旨，非兼领其事，恐有歧误，请一并兼管”，三是“其应设司员，拟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直，一切仿照军机处办理”。
其次谈总理衙门的管理范围。奕奏折中所谓“统计全局”章程六条所列各项，均在总理衙门的管理职权之内。其中最重要、也就是被左宗棠称为“洋务关键”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是它“总揽全局”中的要害，清廷规定“中外交涉事件，一并按月咨照总理处察核”。除此之外，如：新开口岸关税的管理，“以裕国课”；“军机处既不发钞，各督抚亦不互相关会”的各涉外事务，由“各该省及通商大臣、钦差大臣随时咨报京城总理处”；“各海口内外商情并各国新闻纸，……按月咨报总理处”，①以便通晓中外情况，作为核办的依据；以及办英法等国语言学校以培养外交人才等。
总起来看，总理衙门级同军机处，兼有管理商务、外交、教育、关税财政、军事政治情报等权力。发展到后来，权力更大，范围更广，实际上是以举办自强新政为己任兼有军机处、内阁权力于一身的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最高政权机构。活动的中心在于“自强”。这一点，奕在清廷批准总理衙门成立后几天即1861年 1月24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确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显然，“自强”是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怎样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奕等人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武装和训练军队。这就拉开了引进和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拯救和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序幕。现简述其成立后工作重心，从而作出初步评价。
总理衙门的首要任务既是自强，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除办理外交事务外，就是主持军队和军器的求新，并从而逐步发展到近代企业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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