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借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军队和外国军事人员之力，在江浙、上海等部分沿海地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清王朝把这一勾结帝国主义的特殊形式称之为“借师助剿”。“借师助剿”与洋务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我把“借师助剿”列为洋务运动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不是为了分析和说明“借师助剿”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性，勾结和借助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力量的买办性，而主要是因为“借师助剿”体现了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以期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
之所以这样说，可用几个“为什么”来表达。为什么要“借师”？因为清军不是人民起义军的对手，而“洋兵”却有可能战胜起义军：为什么“洋兵”能战胜起义军而清军却不能？因为清军除士气低落外，装备很窳陋，而“洋兵”的武器精良，训练亦系新式；为什么“洋兵”武器装备能那样精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先进，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借师助剿”给清政府及其官吏们以一系列启迪：要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必须有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要拥有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必须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新型的近代工业。本书第二章第三、四节所述的“坚船利炮的购求”、“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开展的练军”，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借师助剿”的逻辑发展。进一步说，举办近代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等，均与“借师助剿”不无历史的联系。因此，从洋务运动史的全过程看，“借师助剿”尽管只是它的酝酿准备和前奏序幕，却体现了洋务运动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洋务运动尽管有抵御外侮的内容，但却是作为太平天国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对立面而发生的。
第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这一思想萌芽的话，“借师助剿”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一思想付之于实践，并初步确立其体系。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借师助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洋务运动的社会基础问题。在“借师助剿”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等洋务派头目，与上海为中心的江浙沿海策划“借师助剿”的买办官绅，或是有所结合，或是取得某种一致和默契，在他们各自需要对方的支持的时候真的相互支持了，从而逐步统一于“自强新政”的“中体西用”的总方针之上。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所策划的“借师助剿”，对洋务运动起了某种引发作用。这就有理由说，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买办官绅的势力，理所当然地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借师助剿”被清廷认可虽在1860年以后，但在地方上（主要是上海地区买办官绅酝酿和进行“商借洋兵”活动），却于1852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时即已开始①。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关。
1852年夏秋间，上海小刀会起义已露一定端倪；太平军猛攻长沙；好多地区的反清会党也都在积极响应。清朝的官绅士商几乎都预感到巨大的危机即将降临，其间以上海及其周围沿海地区反应尤为强烈。在这种形势下，两江总督陆建瀛巡阅长江，在上海时“希望洋人来代为保护”、“商派火轮船入江助剿”②的呼声颇高。到1853年春，太平军从武昌沿长江东进，势如破竹。对清王朝来讲，时局更为危急。尽管清封建统治者对沾上“夷”味的东面一贯拒之门外，把“夷兵”、“夷轮船”引入中国认为是悖逆，但这时，“借师助剿”之议，却突然成了从最高统治者咸丰帝、钦差大臣向荣到上海商人都极为热心的话题。咸丰、向荣、陆建瀛和苏抚杨文定等，连连饬令上海道吴健彰向洋人“雇备洋船”“合力剿贼”③。在黄浦江畔，早在该年1月，驻上海法国领事敏体尼就向本国政府报告：“城里的富户不断地请传教士来劝说我，要求派法国军舰来上海”④，帮助防御和镇压人民革命。
很清楚，太平军沿江东下南京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即将爆发，不仅对清王朝统治构成“巨患”，也对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和江浙沿海地区半殖民地秩序形成了现实威胁。“商务是在停顿中”⑤的哀叹，使他们产生了与清政府勾结起来的迫切愿望。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收到吴健彰的乞援熙会后，欣喜若狂地报告驻华公使文翰说：“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其事是何等轻而易举，而又何等信而无疑呵！”文翰随即建议英国外交部进行武装干涉①；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也于3月31 日指示敏体尼：可派一艘军舰“溯江而上，直驶南京，这样就能在必要时对清朝其他官员给予同样的庇护”②。
然而，中外双方未能一拍即合。两者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马上在军事上勾结起来。从外国侵略者方面看，他们虽认为清政府“合力剿贼”乞求是勒索更多权益的良机，但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如果赤膊上阵，有冒失去既得权利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