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因此，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我曾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作过如下的简要表述：“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它置于阶级关系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将它置于经济关系、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置于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经济肇其端，又归根结蒂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阶级关系来源于经济关系，反过去又对经济关系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长时间里，史学界习惯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将洋务派、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一边，加以全盘否定。这是由于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作为概括和评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缘故。这显然是片面地运用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两害取轻”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起步”以后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这一趋势的进步思潮要求的。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不过是“导火线”、“偶然性”而已。洋务运动既是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必须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而这，又必须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规律开始起质的变化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嘉以还，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个体手工业工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汪洋大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主要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15％。①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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