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③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①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①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据统计，淮军1864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1865年，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③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④淮军于1864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
“练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洋式操练方法，它与八旗、绿营旧式训练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别。“练兵”开始于1861年1月奕等人所上酌议大局章程六条中所说“自强之术，在于练兵”的建议。清军使用洋枪洋炮较早者当推曾国藩的湘军，但它的操法基本上仍是旧式。清中央政府倡导练兵，不仅是军事上的一项革新，而且也应该说是洋务运动一个显著的标记。因为“练兵”既然是使用新式枪炮和新式操练方法的综合体现，新的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广泛推行运用就会随之而来，这也必将导致经济上的进步与飞跃。所以军事技术的率先更新，在恩格斯看来，“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
练兵，动议于1861年 1月，具体实行始于1862年 1月8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清廷对奕等奏请“会议练兵章程”作了“依议”的批准。为什么要另议练兵？奕讲得很清楚：“窃以今日练兵之举，原因近来营务未能整顿，兵丁训练多疏，不足以资捍卫，始议另为操演。”②确实，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旗、绿各军无能为力；而太平军起义又有“兵为将有”的勇营兴起，有着兵权下移的趋势，清军不仅有制洋兵任务，更肩负抗御太平军的重任，于是出现了“欲求制勇，不外练兵”③的考虑。为了捍卫京师以“固本”，也为了“强于弱枝无尾大不掉之患”④，清廷很自然地选择以北京地区为练兵重点场所。这就是咸丰十一年挑选旗、绿各军的士兵另行成立北京神机营的由来，这也就是清廷招募洋弁使用洋武器训练新式军队以“固本”卫京师方针的起始。
然而，1861年前后，正是太平军东进沪、杭、雨，在沿海开辟新区之际，直接威胁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沿海的利益。清王朝仅仅为“固本”而练兵的方针，遭到洋人的非议，认为保卫沿海城市是当务之急，要求在海口练兵。清王朝只能在洋人面前屈服，答应海口可以练兵，但在兵源上作了限制，这种限制就是两广总督劳崇光所说：“此等教练之法，似止可施之于营兵，不宜施之于壮勇。”⑤随后总理衙门明确地说：练兵只能“拨旗兵或绿营正身兵丁交给洋弁教练，断不可令招募之勇学习”其兵法，以免后患。⑥这就是说，可以向洋人让步，而对湘军为代表的勇兵则寸步不让，理由是“军兴以来，舍兵用勇，本系权宜之计。”①这样，练兵问题上，清廷解决了它与洋人的矛盾，却激发了它与地方勇兵的对立。朝廷忌讳勇营，而勇营统帅则要全力保护勇嘈，视朝廷挑选绿营为无用之举。首先是曾国藩不能容忍，说：“绿营废坏已极，……今欲厘革积弊，一新壁垒，殊乏良策。”②李鸿章则说：“绿营弁兵惰窳已久，就中挑选加饷操练，外貌即似整齐，实恐难当大敌。……往往百战名将，练勇则易为力，练兵则无成效”③。其他如刘坤一等湘淮将钡也有类似说法。清朝“强干弱枝”的“固本”政策，遭到地方勇营实力派的反对，于是不得不把练兵区域由京畿扩至沿海各口乃至湘淮等勇营。
清政府的“练军”计划，虽为了缓和它与洋人、地方勇营的对立关系，由京城地区扩大到了海口和湘淮等勇营，但其“固本”的方针未变，这个方针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是神机营到直隶练军、新建陆军、武卫军、北洋军等都出现在北京地区的重要原因。现简述清政府“固本”的练兵情况。
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前后，俄国为拉拢清王朝，多次主动提出赠送洋枪万杆、炮若干尊，以助清“剿贼”。1861年底第一批俄国鸟枪和火炮运到恰克图。京营八旗当即派出少数官兵到恰克图向俄国军事人员学习演放之法，迈出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第一步。沙俄要求：一是“准伊天下各处任意行走贸易”，二是“不可令英、佛知之”。这些条件既为清王朝所难以接受，也为英法所不容。其结果：一方面由于库伦大臣奏称，俄国在恰克图教演清兵“毫无实益”，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副使威妥玛提出，“如欲讲求外国兵法，英国可以教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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