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并建议这种教演选在距京很近佃天津为宜。在总署奕等人的在天津练兵，“如将来（英国）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广勇之心，并可收畿辅屏藩之效”①思想指导下，恰克图的俄国教演不久停止，天津的向英法学牙的练兵开张了。
《北京条约》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洋商以防务空虚为由，要求招募潮勇保护洋行，新任三口通商大巨崇厚当然不愿看到“常胜军”那样的军队在天津京畿地区出现，于是建议总理衙门于京营中选兵来津，会同天津地方兵勇一起接受洋将训练。总署大巨会商奏明，于1862年初派出第一批京兵126名到津，会同地方绿营同在天津接受西式操练。这是清中央政府正式由向沙俄转为向英法学习军事技术之始。正当天津（后移大沽）练兵顺利进行之时，5月间英国卜鲁士照会总署，以维护通商口岸安全为由，建议沿海口岸练兵，并推荐练兵的洋人军弁。清廷虽有与“强干弱枝”方针相违和洋人干涉兵权的顾虑，但出于请洋人练兵，可以断绝洋人与太平军的关系，和“借教练之策，笼络其心”②的考虑，总署咨文各海口，“酌拨旗绿各营官兵，会同英国官兵勤加练习，以成劲旅。”③于是1862年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广州先后有了一支受洋人训练的军队。海口练兵的简况如下：
*资料来源：参考《洋务运动》（三）《练兵篇》制成。
除海口雇洋人练兵外，此后在内地如湖北、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省亦有雇洋人练兵者，均规模小，且旋练旋辍。这里不一一列举。显然，在海口洋人练兵的问题上，清政府是被动的，但它为整顿八旗、绿营而设神机营、练军，则是主动的。
咸丰十一年，管理神机营事务大臣拟定神机营章程十条，为神机营的营地、兵员、官制、经费、武器、操练等作了全面落实①。它的奏准实行，标志了京营八旗练兵的开始。接着神机营于京营八旗、内务府挑选精壮旗兵1000名，按营队分设公所，就地操练，各营队设专操大臣、帮操侍卫章京统带，并以俄国赠送的洋枪武装。从1862年起，分别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国军官训练。1864年，神机营奏准将受训的京营八旗调回，并添枪兵、炮车入内，成立威远队名目。以后又逐年扩充，发展马队，到1868年，威远队内已有受英车训练两年之久的洋枪步兵600名、马队兵1000名，成为一支拥有洋枪洋炮达5600多人的马、步、炮综合的洋枪队。它是神机营的核心。
除训练京营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顿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之议。其间特别重视东三省旗兵的整顿。其实早于1860年奕在提出训练京营八旗的同时，就已建议谕饬“东三省各营兵丁，勤加训练，弓马之外，兼有技艺抬枪，按期操练。”②于是咸、同间，盛京将军于六十六佐领属下挑选精壮旗兵2500人，加练火器，是为奉天练营之始③。吉林将军亦于1867年组成吉林练营④。随后黑龙江将军于1875年抽调精壮组成黑龙江练营⑤。
以上是八旗的整顿办法。至于绿营的整顿办法则是练军。绿营的练军始自直隶。1863年即有以直隶营伍废弛应“酌改练兵”之议⑥，由直督刘长佑负责练兵。1866年刘长佑选练直隶六军，计划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间、古北口、宣化六处，各驻一军。每军步兵2000人，马兵500人，共25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营。六军共15000人。练军需用的饷项称“练饷”，由各省协济。但六军未练成，刘长佑即于次年去职。1868年才由曾国藩接办。曾氏改变刘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军成规重订章程。嗣后为各省练军所仿效。
继直隶之后，各省也陆续设练军。据兵部于1873年统计，除京师神机营、直隶练军六军外，闽、浙、苏、粤、晋、鲁、湘、豫、甘肃等九省设置了练军①。这些练兵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神机营和直隶练军为代表，其特点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户部统筹练饷，特设营制。第二类是以山西、山东、湖南为代表，即仿直隶之法，兵于额外抽练，费于饷外略增。第三类是以福建、浙江、江苏、广东为代表，将疲弱营兵裁汰，所剩之饷，加于所练之兵，费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隶共十省已设练军外，内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后也有练兵之举。
湘、淮军的练兵用洋枪炮练洋操，似乎与各省练军相似，但实标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军尤其是这样。这是由于他们是自己统帅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响多而受清王朝牵制较少的缘故。这种情况虽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营已具有国防主力的实际地位，清廷对这一事实也不得不予以默认。
牵一发而动全身。练兵既是使用洋枪洋炮和与之相适应的训练方法的改变，它就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牢笼。这种“突破”，促使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促使近代军用、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乃至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也就必然促进意识形态的近代化。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页33。
②同上书卷9，页49。
③同上书卷17，页45—46。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2，页38—39。
②同上书卷46。
③同上书卷19，页23。
④同上书卷20。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6，页25。
②同上书卷60，页17。
③同上书卷68，页10。
④同上书卷66，页25。
⑤同上书卷68，页5。
⑥同上书卷67，页47。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5，页31。
②同上书卷71，页17。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1。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上谕。
②同上书卷72，页22。
③夏东元《洋务运动发展论》，《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此文编入拙著《晚清洋务运动研究》，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1，页18。·①见《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12。
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亦称“译署”、“总署”。过去有一些学者有着总理衙门系由“抚夷局”发展而来，或者说“抚夷局”、“抚局”是总理衙门前身的说法。据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福环同志在他所撰博士论文《总理衙门研究》中的详细考证，认为“抚夷”、“抚局”、“抚夷局”，均是当时习惯用语，并非政权机构实体。因此，“抚夷局”改为”总理衙门”之说不能成立。吴说可信。·①以上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奕等《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1，页21、23、25。
②奕等《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11。
①②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2，页7。
③《海防档·机器局》（一），第6页。 ①《海防档·福建造船厂》（一），第15—16页。
②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6，页44。
④同上书卷15，页33。
⑤《海防档·机器局》（二）附大事年表。·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9，页29。·①梁章钜《浪迹丛谭》卷5，页12。
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页16。
③同上书卷37，页20—21。
①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7，页2、3。
②曾国藩《克复安福县城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260页世界书局版。
③曾国藩《复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0。
④《太平天国史事志》（上），第648页。
⑤《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15。
⑥《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19页，世界书局版。
⑦《八贤手札》第248—249页。 ·①左宗棠《答福州税务司美里登》，中国历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三），第602页。
②曾国藩《请催广东续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册，第55页，世界书局版。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①②《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页46，页14。
③李鸿章《复陈奉旨督军河洛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页56。
④李鸿章《密陈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8，页35。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卷，第206页。
②奕等《会议练兵章程由》，《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二），第268页。
③山西巡抚鲍源深奏，《皇朝政典类纂》卷326，页5。
④倭仁《论直隶添设六军疏稿》，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
⑤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劳崇光奏，《洋务运动》（三），第460页。
⑥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奕奏，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0，页10。·①《皇朝政典类纂》卷325，页2。
②《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2，页20。
③直隶总督李鸿章奏，《皇朝政典类纂》卷326，页5。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页45。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30，页2。
③见《洋务运动》（三），第459页。
①参见《光绪会典事例》卷1166。
②《清实录》文宗朝卷338，页10。
③见《奉天通志》卷171，页11。
④见《吉林通志》卷5，页14。
⑤参见《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01页，中华书局版。
⑥《清史稿》卷132，第3930页。
①参见《皇朝政典类纂》卷326，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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