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其罪之在小辟则比于小辟以成其狱。” 臣按：疑狱与众共之，《吕刑》所谓“胥占”是也；众疑赦之，《吕刑》所谓“刑罚之疑有赦”是也。 梁人有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孔季彦过梁，梁相曰：“此子当以大逆论，礼继母如母，是杀母也。”季彦曰：“昔文姜杀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曰：‘绝不为亲，礼也。’绝不为亲，即凡人尔，且夫手杀重于知情，知情犹不得为亲，则此下手之时母名绝矣。方之古义，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得以杀母而论为逆也。”梁相从其言。 臣按：此事与汉武帝为太子时所论访年杀继母之狱同，武帝谓：“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其言与季彦同，季彦又谓“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后世遇有狱如此比者，宜以为准。 汉高帝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谓处断也），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臣按：此汉人谳狱之制。 景帝中五年，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服也）者，辄谳之。” 臣按：文致于法，谓原情定罪，本不至于死，而以律文傅致之也。傅致于法而于人心有不服者，则必谳之，使必服于人心而后加之以刑，否则从轻典焉。 后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疑狱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臣按：治狱者必先宽，此一语古帝王之存心也。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史，以古法义决疑狱，张汤甚重之。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 臣按：汉人去古未远，其断大狱犹必傅古义，不颛颛于律也。后世但知有律令尔，不复有言及古义者矣。宣帝置廷平，季秋后请谳，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 臣按：宣帝于季秋后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盖知狱事乃死生之所系，不敢轻也。斋居则心清而虑专，烛理明而情伪易见。 成帝时，淳于长坐大逆诛，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翟方进等议欲坐之，廷尉孔光驳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自未知当罪大逆而乃始等弃去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臣按：妇人，从夫者也。在室之女当从父母，已醮之妇则当从夫家，况夫婢妾之属，事未发前已离主家，岂有从坐之理哉？孔光之议诚是也。 哀帝时，丞相薛宣不持后母服，给事中申咸毁之，不得封侯，宣子况令杨明斫伤咸，事下有司议，御史中丞众等议奏曰：“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当弃市。”廷尉直驳议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他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非法意，不可施行。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以其官爵减罪），完为城旦。”帝以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 臣按：汉人有疑狱既下法官议，议上又以问公卿大臣，此疑狱所以卒无疑也，狱不疑则人不冤矣。 章帝时，有兄弟共杀人者，帝以兄不训弟，故报（论也）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问郭躬，躬对曰：“法令有故误，章传令之谬，于是为误，误者于文则轻，当罚金。”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臣按：郭躬谓“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斯言也可以为谳狱者之格式。 魏夷母丘俭族俭孙女适刘氏，当死，以孕系廷尉，司隶主簿程咸议曰：“女适人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原，于情则伤孝子之思，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则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著于律令。 臣按：有虞之世，罪人不孥，矧女之适异姓者乎？程咸之议，魏人著于律令，后世宜准以为法。 晋元帝为左丞相时，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 臣按：熊远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此可以为后世法官驳正谳疑者之法。又谓“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此言深明于君臣之义。盖人臣当官处事，凡有所见，自当敷陈上闻以须进止，不可任意直行，非但驳疑狱一事然也。 唐制，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奏报。 臣按：唐制，凡大理寺所不能决之疑狱，尚书省会众议定，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秘书省者文学侍从之臣所聚之处，欲其引古义质经史以证之，因一时之疑立百世之法，本一人之事为众人之则。臣请自今遇三法司有疑狱，会众详谳，有可为法者亦乞送翰林院纂集为帙，以示天下。 贞观中，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其间有可矜者，岂宜以一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 臣按：罪至大辟，罪之大者也，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今凭一吏之见，据一简之书，致一人于不可复生之地，安能保其皆当罪而无冤哉？太宗诏凡大辟罪不以一律断，而必令尚书、九卿同谳之，重人命也。 太宗尝因录囚，见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谓侍臣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 臣按：此言后世断反逆狱者宜以为准。 太宗欲止奸，遣人以财物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死，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上纳其言。 臣按：太宗饵人以物而坐以赃罪，非人君以诚待人之道，然裴矩谏之而即纳其言，其亦异诸偏执不回者欤。 太宗以为，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同，然当秋后会议之时，大臣一时会集，法司承行官吏虽即其犯由，当众先读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理，一时猝急，未易详究。乞为明制，每岁会议重囚，先期法司备将会议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拟通行知会，中间若有可疑可矜者，详具明白，当众辨诘，联名以闻，如此，则会议不为虚应故事，而民之犯罪死者无冤矣。 玄宗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十匹，上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犯乞赃罪不至死，其曾祖寂缔构元勋，其家曾陷非辜诛夷，惟景仙独存，宜入议条，且一门绝祀，情或可矜，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诏不许。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据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 臣按：今律有枉法赃求，索赃受财虽同，其所以得财者则异，此罪所以有轻重也。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州民莫诚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殴伤在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状桂管观察府，谓：“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怜，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 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为守令者不为之伸理则非所以为父母矣。宗元上状帅府，请轻莫诚之罪，亦刺史职分之所当为也。 穆宗长庆中，羽林官骑康宪男买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能角抵有力之人）人张莅所拉气将绝，持木锸击其首，见血死，有司当以死刑，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买得救父难，非暴击，《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今买得幼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臣按：论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实古今谳狱之要道也。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至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臣按：刑以弼教论罪者，必当以教为主。 五代晋天福中，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却令坐罪，事理相背，请今后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 马端临曰：“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闵。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臣按：人之至恶者盗贼也，大则害人之命，小则攫人之财，诚无足矜闵者，而古之制法律者推勘盗贼不见本赃而死者尚为故与无故之刑，非邂逅身死者必论焉。此无他，盗贼之名天下之至恶者也，一旦用以加诸其人，非真有实情显迹者不可也，欲知其实情显迹，必须穷其党与、索其赃仗焉。盖为劫盗必有党与，必持器仗、必得货财，货财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党与人人可指也，今获盗焉并与其党与器械、货财而得之，其真耶伪耶，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恶名而致之于死地，乌可以轻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临之，俾之得以输其情也，不可以严刑加之，俾之得以久其生也，输其情则真伪可得而见，久其生则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验其党与必历审其家世、居止、性习之异，离合、聚散、图谋之由，验其赃仗，必详究其制造、物色、形状之殊，小大、新陈、利钝之实，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来，某执某器械，某得某货财，所经由也何处，所证见也何人，既访诸其邻保，又质诸其亲属，及其追赃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状如何、其色样如何，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新或陈，某物乃某工所制，某物从某人而得，所失之物与所得之赃较勘皆同，必须无一之参错互异，然后坐以罪焉，则我心尽而彼心服矣。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虽犯反逆大罪亦不当朝引见，惟于所获强盗则连赃仗引赴御前，非无意也，盖恐不逞之徒诬执平人以希升赏，使有冤者得以对天吁告，不至为人所隔绝也。呜呼，圣祖之心，天地之心也，为臣子者所当深体。 宋太宗端拱中，广安军民安崇绪告其继母冯为父知逸所离，今冯夺父资产，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泚固执前断，遂下台省议，徐铉议谓崇绪词理虽繁，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右仆射李昉等议曰：“崇绪为冯强占田业，亲母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而绝嗣，阿蒲无地而托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亦不乏养。”诏从昉等议，泚等各罚一月俸。 臣按：徐铉谓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断此狱者当以此言为主，若是冯氏已离异则与安氏义绝，不当得其田业，况其所生之子乎？崇绪讼之宜也。若本不曾离异，则是崇绪以庶子而讼嫡母，当以死罪又何可疑？观崇绪讼冯占父资产，欲与己子，而李昉等亦谓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不乏养，不知所谓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后而阿冯再嫁所生乎？审是前子则固不当得安氏田业，若是再嫁有所生则冯于安氏决无可复归之理，允若兹则泚与昉所议皆未必为得，然则断是狱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离阿冯而崇绪妄以为离，非但得罪于母，且得罪于父，以子告母，伦理何在？坐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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