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时而作，使人莫可测知可也。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则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嘉祐中，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御史吕诲亦以为言，乃下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视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元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冤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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