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伯家里墙上挂了一张12英尺见方的大表格，最上面一行列出当年33位有助于确定船只位置的人名。每个名字的下方是15个横格，每格代表3个时段，每一时段3个钟头；从星期二正午开始起算，直到星期天午夜为止。
设计这张表格，目的是要确定3件事情：某一时刻的船只座标或距离；风向和强度、海浪高度和方向；船只状况。查到某人叙述的资料，他就填在相关位置之上。
为了搜集资料，鲍伯真是上天入地，所有可能藏有资料的图书馆、公私立机构，无一遗漏。他利用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一部暴风雨中的船难故事；一有新的资料，立刻修正。最后，他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船只在惊天骇浪中上下颠簸、婦孺在大厅惊慌相拥、男人排列传递水桶、船身进水渐渐升高的恐怖景象。他说：“我全副心思都浸婬在资料之中。我们需要一切资料，以确定正确的沉船地点。”当事人的叙述不尽相同，如何取舍，就需智慧和判断能力了。将33个人的叙述排列对照，对于资料取舍的判定大有助益。
座标问题关系最重大，也最需要谨慎敲定。每个座标的来源都先经过滤，再想象当时情况。最令鲍伯困惑的座标，也就是哈利·约翰据以委托“西马克一号”搜寻“中美洲”号沉船地点的座标。但是到此为止，鲍伯仍然认为这个座标不合情理。经过仔细研究所有文献，运用推理，他终于把这组座标的来龙去脉找了出来。
原来“艾尔多拉多号”抵达波士顿时，它对“中美洲”号见死不救的卑鄙行径引起公愤。该船船长史东对于记者的追问搪塞几句之后，就避不见面，交由大副应付。由于众怒难犯，大副只好交出航海日记，上面记载了几个座标，而“中美洲”号的沉船地点也赫然在目：北纬31度25分，西经77度10分。但是鲍伯觉得数字可疑。
他再详查“艾尔多拉多”号的航海日记，发现除了一次例外，所有的座标纪录都只有纬度。因为以当时的技术，决定纬度已无困难，但判别经度仍非易事。（译注：由于判别经度困难万分，船只位置难以确定，经常触礁沉没。英国国会特于1714年通过“经度法案”，提供相当于国王赎金的巨额奖金——两万英镑——征求判别经度的精确方法。详情请看本公司出版之《寻找地球刻度的人》一书。）18世纪，英国巧匠哈里逊制造了精密的航海钟，本已解决了判别经度的难题，但航海钟造价昂贵，非一般船长所能负担。19世纪中叶航行于美国东海岸的船只，仍然只纪录纬度。史东船长在下午6点30分如何确定这组数字？纵使当时已经风平浪静，他的六分仪能以什么为目标？鲍伯感到非常困惑。几经查考，他的结论是：这组数字应该来自贺登船长，因为两船的最近距离曾经达到可以互相听见呼叫声的程度。贺登船长在要求史东船长留下。准备救人之时，同时也把船只位置告诉了史东。然而另一个问题接着发生：贺登船长会在下午6点钟、船只颠簸起伏不已、500多条人命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丢下一切去测定船只位置吗？如果不然，他是何时测定的？这个问题攸关沉船位置，不容忽略。
接着鲍伯远赴纽约，从1857年9月27日《纽约先锋报》有关蒙森法官的谈话中，找到蛛丝马迹；再与“艾伦号”强森船长的两次测定获得的西经76度13分、北纬31度55分的数据一配合，他终于确定贺登是在周六上午7点测定船只位置的。这组座标竟然成了“艾尔多拉多号”航海日记记录的“中美洲”号的最后位置。
原来暴风眼在星期六上午短暂笼罩了“中美洲”号，云层稍淡，太阳出现在东方海面。熟悉洋流以及各种最新航海技巧又具有勇者气质的贺登船长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希望，所以利用这次机会，确定船只位置。他也许希望船只已被飓风吹到繁忙的航线上、已经离开海岸并不远、或已被墨西哥湾流吹得更北。不幸的是，他的测定结果是船只居然在离岸200海里的外海。这就是蒙森法官说贺登有点沮丧的原因，这也是贺登在那种时刻还在测定船位的原因。
这组出现在保险协会公报上的座标，分别来自“艾尔多拉多号”的航海日记、贺登船长通知史东船长的座标。贺登船长在台风眼当中测得的座标，让真相终于大白。原来在12小时之后，“中美洲”号漂移到和“艾尔多拉多号”相遇的地方，也就是沉船地点。然后“中美洲”号的残骸又漂流到第二天“艾伦号”到达的地点。不同座标的相关环节，至此终于配合得丝丝入扣；看似不合情理的3组座标，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
二次大战期间，为了拦截德国潜艇，美国海军聘请杰出的物理学者、数学家和化学家组成“行动评估小组”，研拟抵制德国潜艇偷袭的方法。该小组在1942年提出“搜寻理论”，利用数学原理综合风向和洋流资料，预测德国潜艇的位置，并加以摧毁。后来数学家伯纳德·库普曼（bemardkoopman）研究出有名的“扫描搜寻法”，这个方法直到大战结束后很久才解密。
库普曼死后，搜查分析方面的权威是加州太阳谷华格纳学会的劳伦斯·史东（lawrencestone）博士。他在1967年开始利用电脑，改进库普曼的理论和方法；他的同事汤尼·理查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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