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后一个途径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这便是军队经商。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讨论军队经商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这种方式养不养得起军，而且在于这种方式养出的军是什么样的军，是不是人民可以信赖的、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家统一、保证社会安定的军。世界上，绝大多数家都严禁军队经商。所以在讨论军队经商以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世界各在防问题上的通常做法及其理论上的依据。众所周知，通常的做法是由中央政府以税收的强制形式从居民手中收取防费用，并用此费用供养一支统一指挥的职业化军队。由中央政府出面筹措军费是为了解决居民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行动问题。全的政府可以将防服务的外部内部化，造成无人能免费搭车的制度环境。供养一支统一指挥的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节省开支，提高质量。如果由居民各家各户自备武器，恐怕很难抵御拥有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潜艇的外入侵。而且武器分散在民间可能造成暴力蔓延，使社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这里有必要对军队的职业化多说几句。根据亨廷顿（samuel hunington）的研究，职业化军队……
[续“以军养军”还是“正税养军”上一小节]应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专业。士兵的专业是使用暴力，军官的专业是组织暴力。如果部队官兵忙于办卡拉ok娱乐厅、倒卖煤炭、炒地皮、炒票，就像牙医开修车行、律师为人在澡堂搓背一样，叫做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不仅会降低军队的素质，还可能使它产生干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兴趣。
第二，责任。军队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保境安民；军队只有一个主人，就是整个社会。军官和士兵不是生意人，不能谁付钱多就为谁服务。反过来，这也要求社会为部队官兵在服役期间和退役以后提供面的待遇，使之不会为金钱所困扰。为了保证军队对整个社会的安全负责任，军队还应独立于社会中的各种纷争，无论是民族的还是地域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一旦军队与社会中的某些利益有太多瓜葛，就会影响它的中立；中立受了影响，责任也会大打折扣。
第三，统一。统一要求军队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强调纪律，强调令行禁止，强调团队精神。自立、多样、竞争、平等交易也许能为经济生活带来活力，但对军队而言，它们是对统一的腐蚀剂。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原则，不一定适用于军队生活，反之亦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一旦经济生活的原则潜移默化到军队生活中，其灾难的后果短期内也许看不清，但遇到危机就会显露出来。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军队越接近职业化的理想，就越强大，越有力，越不会于预政治，反客为主，利用自己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对社会进行欺凌、压榨。
本节的理论讨论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防服务应由职业化军队提供；二是军队的费用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但目前中军队据说“已逐步从‘家兵家养’的供给制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并全面进入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什么中的做法如此与众不同？以军养军的目标能够实现吗？军队经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便是以下几节要讨论的问题。
二、军队为什么经商？
军队经商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中是世界上的大，从地域上讲，是仅次于俄和加拿大的第三大，从人口上讲，是世界第一。为了保卫这么大的一片疆土、这么多人民，中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外爱强调中军队有320万之众，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这固然是事实。但中平均每千人只有2.8个士兵，在全世界排列第96位，大大低于俄（大约10个）和美（8.4个）的比重，也是事实。尽管中军队的相对规模并不大，但要维持它也并非易事。在财政分权的宏观制度环境下，更是如此。
中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即向企业和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和管理权。“放权让利”为中经济增添了活力，对过去15年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反映到财政上，出现了“两个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结果负担防支出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15％左右跌至1992年的7％以下。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中，也许是最低的。发达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家的比重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中，没有一个家的这项比重低于10％，多数超过15％。中央财政收入的萎缩对中政治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中央财政无力负担维持人民解放军正常运作的经费。
谈到中的军费，有必要将狭义军费与广义军费区别开来。狭义军费是指财政上专项列支的“防支出”或“防费”，该项费用专供人民解放军使用。广义军费是指狭义军费再加上财政上归入‘经济建设支出”项下的防工业支出和军事科研支出。关于前者，中出版的各种统计书籍给出了较好的数据；至于后者，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只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先让我们来看看狭义军费的变化趋势。近年来，际上一直有人在大叫，说中的防预算正在“猛增”、“剧增”，“它的膨胀正在影响世界的军事平衡”。在台湾畅销的《1995闰八月》更耸人听闻地说，中大陆的防预算大幅增加，1994年占总预算的48％，超过财政负担能力。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说中军费大幅度增加的人一般以1989年作为比较的基点，而且只用当年价格的数据（名义军费）。这样看，中军费似乎真的呈直线上升状态。但这样看问题未免太偏颇。正确的做法是将观察时段放长一点，并将价格变化因素考虑进来。我们看到，中实际军费除在中越边疆冲突那一年（1979年）呈上升态势外，一直呈下降态势，直至1989年跌入谷底。1989年的实际军费只相当于1978年军费的74％。1989年后，中的军费开始回升，但直到1993年，仍低于1978年的平。这也就是说，中军费在16年中不仅毫无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在全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出在同一时期内其军费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家。说什么中军费“剧增”，显然是毫无依据的。如果中的军费叫“剧增”，美、俄、日本、台湾地区的军费增加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还有一种比较方法是看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军费占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中军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15.1％，1993年是8.1％；1978年军费占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67％，1993年是1.36％。而在1991年，美的后一项比重为4.9％，台湾地区为5.2％，均比中大陆高得多。总而言之，不管是就军费的实际绝对值而言，还是就军费在政府预算和民经济的相对地位而言，中的军费都是下跌的。如世界各都像中一样，天下恐怕要比现在太平得多。
狭义军费下降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广义军费的下降。那么广义军费除去狭义军费的剩余部分在过去16年中是如何变化的呢？这个所谓“剩余部分”主要是指军工企业的开支。这里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一是军工企业，一是军办企业。前者并不由军队直接控制，后者才由军队直接控制。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在财政收支上是分开的两条线。军办企业的支出可以归在“防开支”……
[续“以军养军”还是“正税养军”上一小节]项下，但是，军工企业获得的收入并不会自动流入军队的钱库。海外关于中军费的讨论往往断言军工企业收入是额外军费的重要来源。殊不知，按照中的财政制度，军工企业的税金和部分利润要上缴财政，而财政拨多少军费与军工企业上缴利税的多寡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当然，军工企业收入多了，可能增加他们的军品生产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军工企业收入上升，可能意味着中用于防的费用上升。但也只是‘可能”而已。须知军工企业并不是只生产军用品，也生产民用品。换句话说，只有当军工企业军品生产上升时，才意味着这部分防费用上升了。关于军工企业军品生产的绝对价值，没有任何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无从讨论。但我们知道，自从1979年以来，中军工企业一直致力于“军转民”——从生产军品转向生产民品。1979年民品在军工部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8.1％，而今天，这个比重已经高达77.4％。这意味着军工企业的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的生产重点已不再是与防相关的军品，而是以民品为主。因此将军工企业的开支都算作防开支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家财政先后向军工企业投资100亿元，安排了700多个民品项目，目的是使更多的军工企业拥有民用产品生产能力。这100多亿元，就不应算作“防开支”。既然军工企业开支中与军品生产相关的部分已大幅度下降，挂在“经济建设支出”项下的防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或占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应呈下降趋势，而不是像海外很多人说的那样，“在不断上升”。
海外讨论军工企业对中军费的贡献还有一个时常引起误导的方面。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引用中官方媒介关于军工企业（如北方工业公司）营业额的报道，然后不加分析地将营业收入等同于盈利，将盈利等同于军费来源。这是对经济学常识和中官方媒介质缺乏起码了解的表现。稍懂一点经济的人都知道，盈利是收入减去成本的差额。收入大于成本固然会带来盈利，但成本大于收入时，就会出现亏损了。因此只看收入不看成本是不行的。稍微对中官方媒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有“报喜不报忧”的毛病。如果只看正面报道，不看负面报道，对事物的认识也会出现偏差。事实上，中的军工企业亏损是相当严重的。如被不少人视为中防工业摇钱树的“北方工业公司”就是亏损企业。从总上讲，由于军品订货不足，军转民困难重重，中军工部门的亏损面一直在拉大，目前已高达81％，是各行业中亏损面最大的。我们不知道其余19％的军工企业的盈余能否弥补81％的亏损企业的赤字。如两者相抵是负数，即使防工业与军队的开支是一条线，也不能指望前者补贴后者。也许，军队会庆幸它与防工业的开支是两条线，否则军队自身不大的预算还要拿出一部分来补贴防工业。
说中军费上升的人还经常将军火出口收入列为军费的重要来源。事实上，经营军火出口的既有军工企业（如北方工业公司、长城工业公司），又有军办企业（如保利公司、凯利科技公司）。如上所述，两者的收入是两条线，前者的收入并不会自动流入后者的口袋。前面说军工企业总上可能是亏损的，已将其军火收入计算其中。这样看，至少把军工企业的军火的出口收入当做军费来源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军办企业的军火出口收入，在我们把它当做军费来源之前，必须减去其成本。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了解两者的差额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但不管怎么说，仅看军火出口收入额是不够的。
即使我们退一万步，也把军火出口收入当做军费来源，这部分收入自1988年以来也是呈下降态势，而不是上升态势的。请看美“武器控制与裁军署”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81年到1988年，中的军火出口只有一年（1985年）是下降的，但1988年以后三年，却连续分别以24％、42％、36％的大幅度跌落。最新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的军火出口额已跌到1981年的平以下，只有4亿美元左右。显然将军火出口额的变动当做中军费“剧增”的证据之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中军费无论是狭义军费还是广义军费，1993年的平大概都只相当于80年代初的平，十几年中，军费的绝对值没有变动，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要选削减军费的状元，依据中在过去十几年里的表现，它应是当之无愧的。际上关于中“急速扩张军力”的宣传，是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说它是神话一点也不过分，拿两个所谓际权威机构对中军费的估计为例，就能说明问题。据美“武器控制与裁军署”估计，中1991年的军费为510亿美元，用当年汇率（1美元=5.3元）计算，51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703亿元。而当年中的财政总支出为3813.6亿元，这等于说中的军费相当于财政支出的70.88％。又据瑞典“斯德哥尔摩际和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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