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行为，它独立于政府。新加坡和香港地区也有完全拥有自治权的反腐部门。
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金融中介
当中官员考虑通过金融的商业化来实现金融深化的时候，他们显示出明显的远见。中必须清楚，公司的融资模式与企业法律意义上的资产、债务和责任有关。对公司来讲，最佳的资本结构主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律系。只有有效的法律系，才能从更大程度上实现经济系与政治系的分离。虚弱的法律系使得政治风险与商业成本难以分清。中缺乏独立的法律、规章和监督结构，主要是政治权威在监督和强化游戏规则。由于缺乏约束公司行为的基本法律要素，中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也不足为奇。
预测企业资本结构的一个变数是产权制度的特征。在一个家的内部，企业之间资本结构的差别产生于代理所面临冲突的方式，这反过来受法律系的影响。乡镇企业是作为投资过渡状态出现的，因为，没有明确的产权会妨碍对私营企业的直接投资。一种所有权结构应运而生，行政支持弥补了产权的不完整。要想吸引来自私人资源的投资资本，政府需要承担政治资本。在中，与政府实的明确关系取代了产权的不完整。
一个企业的资本结构取决于它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潜力。对这种潜力来说，法律系的强度是一个关键变数。这种潜力又取决于代理人的行为影响价值观的程度和规范行为的合同被强化的程度。因此，代理成本取决于企业的技术、金融机构和市场以及投资者监督的积极和法律系。企业的资产构成决定其制约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固定资产通常具有担保价值，因此，一个可以自由……
[续中国的腐败已经成为体制性的了吗上一小节]置其固定资产的企业可以发放有担保的债券，限制它剥夺债券拥有者的能力。与只有少量固定资产的企业相比，拥有大量固定资产的企业将发放长期债券。经济中的流动依赖于对产权的保护。因此，像菲律宾那样的家，地产精英统治着信贷市场，支配着其他要求信贷的商品进入该市场的途径，因为，他们占据着担保的主要来源。如果菲律宾没有地产阶层的参与，她将难以实现工业化。当担保虚弱时，信贷员的监督范围一定非常广泛。在韩和日本，具有高度杠杆作用的企业要接受按补贴率分配信贷的政府部门的广泛监督。一般而言，销售与固定资产比率高的企业具有要求更多监督的成本结构，因此，他们期望有更多的短期债务和非长期债务。
如果一个企业的资产结构或产权非常明确，它就可以发放票。例如，当一个被严格控制的企业要实施一个需要大量资本支出的项目时，所有者就会要求相对高的收益来弥补有价证券的风险。高收益要求意味着一些相对有利可图的项目还未开发，因为所有者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然而，一个有效的票市场允许所有者分散项目风险，这样项目才能进行下去。在一个更为动态的情况下，票市场越发达，个越容易估价和分散风险。因此，当一个家的票市场高度发达时，它的金融系就会向私营部门发放更多信贷，票市场相对欠发达的家则相反。然而，需要为这些附加项目融资的新资本源没必要是票市场。尽管票市场可以促进风险的分散，企业也可以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中介为项目融资。在这种情况下，高度发达的票市场也将增加债券、各种商业票据、银行债务等形式的借贷。如果金融市场的基本作用是获得信息并促进信息的流动，那么，中缺乏有效的资本市场的所有前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高度透明。
中政府还没有发展必需的机构有效地监督其代理人。当投资者了解到，他们不能依靠这些金融市场时，他们几乎没人愿意把资源分配给它们。为了减少证券市场的不稳定，中政府已经开始对不准确信息源头进行整顿。问题是，那些监督代理人的人往往成了他们所监督的罪行的受益者或合伙人。信息经纪人之所以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因为他们没有标准可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规则所限定的准则。
转型期
转型期间，共产正在失去对腐败的控制，腐败使得商业成本迅速上涨。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政治上的。1984年，共产开始下放人事管理权。当时，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手中只有对下一级的任命权。等级制度因此被削弱，因为，高层很难对下层活动进行负责。与此同时，解除对经济的管制使得下面获得了参与地方经济交易的能力，来自中央的监督开始减少。随着权力从改革前的等级模式中离出来，加强了讨价还价和竞争力度，中央失去了为下级行为做担保的能力。当地方官员和中央官员开始分离——伴随着改革者和保守派的分裂，以往法律之外的惯例不再发挥作用。只有遵守法制，才能在内和地区之间建立起竞争规则。
公平、公正地加强合同的法制基础对非个人交易系统的发挥是非常必要的。投资者需要确知，政治机构不会违反合同或干预其业务。加强法制必定与重大政治变革有关。另外，必须实行限制武断地利用政治权力的改革。然而，它必须有一个可信的法律系做保障，否则官员担保的现状仍将存在。在没有有效强化法制的情况下，如何能提高非个人交易平？这可能是个难以对付的问题，解决不了将遏制增长。
中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引起了人们对亚洲转型模式进行根本的再思考。渐进主义的风险是陷入私人产权与政治产权之争，进而拖延过渡时间。另外，渐进主义模式可能根本不会实现全面转型，并且允许被管制的市场出现，但官僚放肆地寻租。那些租金最终使的信誉丧失殆尽，与此同时减少企业利润，挫伤资本投资。幸运的是，中已经开始进行行政改革和法制改革。改革的快慢将决定未来发展成果被分享的程度。
建立法律准则和使行政机构不受其他因素控制已经在内得到普遍赞成。中也已经开始了建立产权的努力。中领导人正试图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建立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以及以法制为基础的机构，向市场经济过渡。尽管共产努力积极地建立法律准则和恰当的机构，大部分员仍与特权集团有关。改革之路是不平坦的，美投资者毫无疑问会不耐烦的。当然，对美来说，中经济不是惟一可能成为丧失法律效力的经济。最佳的办法是，在多边框架内理相关事务。多边机构从政治上为中的法律和法规改革提供了更为中立的框架，这比进行双边讨论更为合适，因为后者往往容易引起争端。不论是中内部，还是中的贸易伙伴，他们都已认识到中急需进行法律和法规改革。多边组织，如亚洲发展银行，已经与包括中在内的成员探讨需彼此认同的责任、透明度以及成员投资环境的可预见的标准。这些讨论为进行双边谈判提供了公平，与此同时，为美实现其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当美商业代表团访问中时，他们的工作将是更为劝告的。另外，多边组织可以通过培训商业法法官和对基本经济分析人员进行培训，帮助中完成长期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美在支持中参与之前，必须明确中是否已经达到际协定中的最低要求。尽管让中领导人严格遵守际标准存在一定难度，中参与这些组织的前提仍然必须是遵守际标准。由于中融入世界经济是根本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某些情况下采取谨慎态度，等待中花费几十年时间建立起标准也是必要的。
（编译：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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