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决于他们的合法，大上取决于民众（或大部分民众）的意愿。因此，公共职位就成了一种代表人民而执行的委托信任，而不是为了在职者的个人利益。腐败违反了民主制度的两个核心规范：平等（腐败意味着特殊通道和影响）和开放（della porta and pizorno，1996）。
我们相信，民主制度和价值（文化取向）对于给定的机会结构都能产生较低程度的腐败。一个政治文化越强调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并以对群众意愿的职责定义公共职务，就会有更多的人民认为腐败行为是不恰当和不合法的。更进一步地，我们希望发现一种社会化的效果（eckstein，1988）。一个家经历民主制度越久，相关的制度和价值就越能根植于社会。基于这些考虑，我们给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民主制度和价值的强度与腐败程度成反比。
最后，我们预期，际经济一化的平，会通过贸易和投资对某个家的商业和行政管理产生影响。较多地参与贸易，既能影响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也会影响一个家的文化模式。在结构方面，更自由的贸易将从官员们的手中夺去一些可以换取私人收益（贿赂、回扣）的行政权力（执照、许可证。减免证等等）。文化观点与社会化有关。际商业和金融受到来自oecd家的公司的统治。这些法人代表可能会采用基于“西方”规……
[续解释腐败：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贸易上一小节]范的一套跨商业文化（levine，1989）。这种跨商业文化，既包括一些相对比较表面的习惯（穿着何种服，如何取悦来访者），同时也包括西方盛行的商业运作标准。这些规范禁止一系列广泛范围的腐败行为——贿赂、勒索、裙带关系和回扣。随着一个家的商务人员和官员与际经济联系的增多，他们应投身于跨商业文化中，并提倡对腐败进行更严格的禁止，从而形成一套跨反腐败制度。比如，maclean（1973）论述道，由于法于80年代向世界经济开放，法的商业文化就要去适应跨商业规范，包括更大的透明度，这部分地解释了80年代和90年代频发的商业政治丑闻的原因。因此我们的最后一个假设是：
假设三：际经济一化的程度应和腐败程度成反比。①
①这个指数综合了十次不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家进行。其中三个调查分别来自于1993年、1994年和1995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咨询了最高执行官实践中的不恰当行为（例如贿赂）。三个调查来自于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进行的“政治经济风险咨询”（hong kong），这项调查测验了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管理者对11个亚洲家的腐败平的看法。其他调查由impulse来承担，通过咨询大使馆和商会调查了103个家的腐败平。由于透明指数中的一个家必须要包含至少四次调查，因此只给出了54个家的腐败评分。
三、数据
正如上文所述，缺少腐败的通用标准以及缺少有关腐败行为的跨数据已经成为对腐败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障碍。因此，这一研究中所用变量，并不是研究腐败的一个客观方法，而是基于那些跨活动的精英们（任职于跨企业、机构和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的感受。被用来解释变量的数据，是来源于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该组织1996年对54个家的腐败平进行了评分。该指数实质上是一个“多个民意测验的综合”，综合了十次不同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的形式是询问跨企业机构的管理和咨询人员在各个家的经验。①用该指数来度量腐败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以进行跨比较研究，并且这个指数采用了上文我们得出的腐败定义（滥用公共职权获取个人收益）。
①本文摘自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第6章，中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
为了衡量政治经济结构，我们需要度量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程度。我们采用了“经济自由组织的自由指数”（messick，1996）。该指标包括六个与个人经济权利有关的主要因素：持有财产自由、谋生自由、创业自由、投资自由、际贸易自由以及参与市场的经济自由。1996年的经济自由组织提供了82个家的数据，包括上文提到的我们已给出腐败评分的54个家中的50个。由于经济自由指数可以直接评价个人公开参与，并从一系列市场活动中获利的程度，因此它对我们的研究十分有用。
为了获得政治文化对腐败的影响，我们采用两个表明民主制度在某个给定社会里根深蒂固程度的指标，一个指标衡量民主制度的广泛程度，另一个度量民主制度的社会化深度。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的自由指数代表了每个家的民主范围（karatnycky，1997）。政治权力包括：对拥有真正决策权的政治领导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组建政的权利，不被军队或其他寡头集团统治的自由，真正的政治反对派的存在，以及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公民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媒自由，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结合1995-1996年的这些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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