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等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等到卢文弟的信，心里很焦急。此刻，她倒不是为自己的事焦急了，因为她面临的矛盾已经缓和下来。闹闹哄哄地查了一阵子，实在查不出余子期的“炮打”罪行，段超群也就不像当初那么有劲了。而且，滨海市文化局革委会也在“搭班子”，各种力量也在活动着，单庄叫她把心思暂时放到这个“大局”上。这样，余子期的专案实际上也就停顿下来，向南身上的压力也因此减轻了。她每天呆在机关里，看看报纸，背背诗词，倒也安闲自在。她把这种生活叫做“准逍遥派”。然而她挂念卢文弟。出了什么事呢？难道这个“逍遥派”连个写信的时间也没有吗？她接连又发了几封信去，都没有消息。她想：“莫不是她逍遥到乡下去了？”于是她写信去问媽媽。媽媽也回信说：“没有，文弟的家里也是几个月不见她的信了。”这真叫人着急呀！她在焦急中等待了几个月，到了九月了，还是不见消息。她决定到静湖看看。可是正在这时，文艺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工宣队即将进驻了。
一九六八年八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时候，人们就预感到整个知识界将要发生什么变化。果然，不久就听说，所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宣队都要驻进来。于是人们的心思全部集中到等待这个变化上了。
这一天越来越逼近了。九月中旬，游若冰接到已经当了市文化局革委会主任的段超群的命令：工宣队即将进驻，准备迎接。据段超群说，因为文协是一个“烂透了”的单位，派来的工宣队员特别多，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比例是一比二，即两个文艺工作者配备了一个工宣队员。而且为了提防“红的进来，白的出去”，工宣队员一律是三十五岁以上的老工人，都结过婚。段超群还指示，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变革，必将遇到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因此，要用革命大批判为工人阶级占领文协扫清道路，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些简单的命令中包含着多么严重的意义啊！文协的所有干部都暗自在心里掂着分量。本来，这里还分两种人：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可是现在，动力和对象一起都变成了资产阶级。而且是专门对抗和腐蚀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然而，谁又敢怀疑一下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呢？现在，他们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只有一条：服从和执行命令。游若冰接到段超群命令的当天，就找来了向南、王友义和冯文峯。他对他们说：“你们三个人是大批判的积极分子，赶快搞出一个大批判专栏来，为工宣队进驻鸣锣开道，表示我们的决心。我呢，到‘牛棚’去布置一下，叫他们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叫他们写标语和横幅，把环境布置一下。”三个人自然一起答应了。冯文峯翻翻眼睛，试探地说：“老游，到我们这里来的工宣队是哪个系统的？”游若冰说：“据说是造船系统。指导员叫马大海。”冯文峯听了眼睛一亮，笑了。游若冰奇怪地问：“怎么，认识？”他连忙回答：“我怎么会认识呢？”游若冰说：“那就不要打岔了，你们快点去组稿、写稿吧。你们几个算是我们这里的积极分子了，一个人写一篇，旗帜要鲜明，感情要真挚。其他各种类型的人，也都约一些稿吧，最好把迎着大门的那堵墙贴满。”说罢，他站起身要走了，临走时又交待一声：“小向，你负责一下。”
向南等游若冰走后就和王友义、冯文峯商量怎么搞。她的意思是组织几篇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使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兵的稿子，再组织几篇表态的稿子。王友义闷闷地说：“叫我们一个人写一篇，我可写不出来。”向南奇怪地说：“你写诗一向很快，怎么会写不出来呢？表个态就是了。”王友义仍然闷闷地说：“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的心里直难过呢！”向南听了，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便劝阻说：“友义，别说别的，写一首欢迎诗吧！”可是冯文峯说：“吹吹也好嘛！”我也不知该怎么写。友义，你说心里难过，为什么啊？”王友义连忙做个鬼脸说：“说着玩的。我有什么难过的事？我本来就是一个工人。过去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今天再被工人阶级俘虏过去，不是很好吗？”说着，他用指头戳戳自己的界尖说：“看，像不像个俘虏？”向南笑着说：“像，像。不过资产阶级的俘虏和无产阶级的俘虏区别在哪里呢？”王友义耸耸肩膀。冯文峯若有所悟地说：“是呀，有一种当了俘虏的感觉。”向南说：“好了好了，别研究感觉了，今天晚上交稿！”三个人又商量了组稿任务，分头去了。
向南向几个人的好稿，便回到宿舍动手写自己的一篇稿子了。怎么写呢？她也感到为难，这些天，她也心乱如麻呀！刚刚听到王友义说“做俘虏”，她心里一动，她想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情呢？于是她拿出了自己的日记，翻阅着，思索着……
也许是受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吧，向南从小就养成了记日记和保存信件的习惯。她还要求朋友们给她写信选用同一规格的信纸，以便她每到一年，就装订成册。一九六六年冬天，当她决定“造反”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翻阅了一遍。她重新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形象。她喜欢这些形象。因为她觉得这些形象中有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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