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休假前，领导上突然通知我：要我到黑龙江揷队落户。去多少时间呢？未定。
到边疆去，我是愿意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叫我去？又为什么对我们的结婚问题不置一词呢？这不是分明要把我们分开吗？
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界上的一切找出“论据”。人们自然也可以替阻碍我们结婚的理由找出“论据”来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我们属于不同的“派”、他是“走资派”，我是“造反派”。文弟，我简直不懂，这种在运动中临时形成的一些名词，怎么会变成为一个人的阶级成份？而且又是根据哪一条马列主义的原理划分的阶级成分呢？我们是不同阶级不同路线的人吗？可是我们的思想感情却是一致的。我觉得，我和子期，好比大海里的两滴水。不过，我们暂时被从大海里舀了出来，分别盛在两只盛器里。我们认识到彼此同源，便要汇合在一起，重新流入大海里去。但是，人们不允许了。他们根本不想化验一下我们的成分是否都是h2o，而是根据我们的盛器的颜色和形状来判定，我们并不都是水，更不是一个海里的水！文弟，这是什么逻辑？列宁说过，“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可是，这样荒唐的、而又明显触犯了人们的正当利益的逻辑，却只是有人制造，而无人反驳。
文弟：这个突然的决定对我的打击，你是可以想象的。受审查的时候，我的思想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危机。我好像一只正在吸吮着母親rǔ汁的羔羊，突然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沙漠里。我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焦渴。与子期的相遇，相爱，使我在沙漠里发现了一块绿洲。我是多么欣喜啊！我躺在绿洲上轻快地打滚，咩咩地欢叫。我细细地品味肥美的嫩草；我贪婪地吸吮泥土的汁液。我感到自己重新获得了力气，可以走回母親的怀抱里去，与我的兄弟姐妹们共同生活了。
可是突然，有人对我猛喝：“那不是绿洲！那是长着毒草的荒原！快离开！”我对他们恳求：“荒原就荒原吧！让我留在这里，它的‘毒汁’正是我的生命的泉水啊！”可是，不允许啊，决不允许！他们说我啊吃的毒汁会传染、蔓延，损害整个的大地！他们用一条绳索套住我的脖子，硬要挤出我吸进胃里的汁液，把我牵离绿洲。然后，他们就要放火烧荒了。
文弟，这还不够啊！伴随着这个组织决定而来的，还有种种令人难堪的谣言。现在，我们的耳边再也听不到善意的玩笑，眼前再也看不见親切的面容了。几个最知心的朋友都忧郁地看着我们；几个“对头”嘲讽地看着我们；更多的同志则对我们奇怪地观察着，偷偷地指点着，低声地议论着。文弟，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舆论！所谓社会舆论，就是众人的笔，众人的口啊！笔尖上传出来的舆论，是少数的，而口头上制造的舆论却是大量的，并且常常打着“群众反映”的旗号。这后一种舆论，常常比组织决定或报刊上的文章更压人。因为它流传于口头，不必以文字为据，自然也不必忠实于客观事实了。每个人都有权加进自己的想象和创造；而且，它来无影，去无踪，无处追寻，无可查考。因此，被击中者除了独自惨叫或舔舔流血的伤痕之外，是无可奈何的。没有人要你辩白，也没有地方给你辩白！这种舆论如果再有某种“革命的”理论为依据，又有某些“权威人士”在背后支持，那么它就会由舆论而变成权力，变成对一个人的不用审讯的法律判决，而这种判决执行起来是十分迅速而有力的！
文弟，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舆论里啊！种种流言蜚语，造谣诽谤，像空气一样到处充斥着，传播着，使人发闷，发狂！然而你又摸不到，抓不住呀！文弟，我真想像所罗门那样大声叫喊：“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那些专以造谣中伤为能事的人！我真想从这种可怕的空气中逃出去，逃到真空里去。我宁可因缺氧而死，不愿意忍受这种无声无臭而毒杀精神的空气。
文弟：你和我都是在革命的集体中长大的。我们从十二三岁起就离别家乡和父母，生活到“社会”里了。党组织做了我们的母親，同学和同志成了我们的兄弟姐妹。正是在这种集体生活里，我体会到友谊的温暖，感受到我们的社会是光明的，可爱的。那时候，一想到社会——人与人，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扇扇洞开的大门，一条条宽广的道路，一张张親爱的面孔，耳边也响起一声声热切的呼唤。可是今天，社会好像是一片喜怒无常的大海，社会舆论则是时时掠过海面的狂风恶浪。而我这只小船就只能听任波浪颠簸抛掷，在茫茫的大海里打转，沉入海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呢？还是我的思想发生了可怕的倒退？
现在，我唯一的安慰是，有一只小船和我紧紧地系在一起，那就是親爱的子期。他安慰我，鼓励我，在狂风恶浪中用力地拉住我。
我们商量好了，我去。我想，领导上用这个办法把我们分开，大概是不能够公开干涉我们婚姻自由的缘故吧？只要他们不明确地表示不准我们结婚，我们就还是有希望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他们也不可能不允许我们结婚，因为我们没违反婚姻法。我也知道，在今天，连宪法也不起作用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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