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方宜静就去找向南，可是向南又已经到余子期家里去了。向南去的时候，余子期已经根据自己在北方生活的经验，为向南开列了一个“应备之物”的单子，等在那里了。他们一项一项核对检查，大部分东西已经齐备。余子期又仔细想了想，对向南说：“你最好做一件丝棉背心在室内穿。”向南说：“你是说要我自己做吗？”余子期说：“我替你做。”向南笑了起来：“我去买布，买了你要做啊！吹牛可不行。”余子期认真地说：“是我替你做嘛！我们买一张纸样就是了。说办就办，走吧！”两个人一起走出门去买布的时候，冯文峯突然开门跟出来问：“你们到哪里去？”余子期告诉他去买布，他怀疑地看他们一眼说：“你们等一等，我正好也要买一双鞋面布，请你们给我带来吧！”余子期答应了，冯文峯果然交给他们一尺布票，几角钱。走出去的时候，向南不高兴地说：“今天冯文峯怎么没有出去？好像在监视我们。怎么我们一起步，他就听到了呢？”余子期说：“管他做什么？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
两个人一起走进布店，余子期对向南说：“今天买布，不许你说一句话，一切由我办，看我买的东西你喜欢不喜欢。你的蓝、灰、黑三色，实在叫人看了气闷，反正背心是穿在里面的，可以改一改吧？”向南说：“好吧，就请你去挑。我保留批评权就是。”余子期在花布柜浏览了一遍，从中抽出一块花布来。向南叫道：“我不要花布！”余子期笑着点点她说：“我们怎么约定的？”她便不说话了。余子期挑的这块花布，是黑地上印着黄白二色的细花纹，色彩对比强烈，但并不艳丽刺眼。向南实际上是很喜欢的。
买好了布和纸样，余子期、向南马上就回到家里。冯文峯又是一听到楼梯响就开门出来看，见是他们回来，便拿去了鞋面布，连谢也不谢一声又关上了房门。余子期、向南并不管他，只顾自己做事情。余子期真的拿起布料和纸样，比比划划地剪裁起来。向南要学着剪，他也不让，向南只好由他，自己去洗已经拆好的毛线去了。
余子期剪好布，又从箱子里找出一件旧的丝棉背心对向南说：“这是如梅的，就把这里的丝棉拆下来给你用吧？”向南说：“可以。要我来拆吗？”余子期摇头说：“包工到底，不用你揷手。”
两个人一直忙着做到十一点半，还没有动手烧饭。冯文峯出来招呼说：“余子期，你们该做饭了。李永利同志叫我通知你们，今天下午一点钟到机关开会。”向南奇怪地说：“李永利上午来过了？”冯文峯说：“没有。他是昨天下午告诉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向南不满地说。
“李指导员叫我这时候通知你们。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去问他好了！”冯文峯很不客气地说。
余子期不让向南再说话，自己问冯文峯：“开什么会，你知道吗？”冯文峯的鬼眼一闪说：“我也不知道。昨天李指导员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准备了一个半天，一个晚上，总是重要的会吧！”
“那么你也参加这个会喽！”向南带着讽刺地问。
“参加了。可是会议内容我不能说，下午你就会知道了！”冯文峯不怀好意地笑着回答了向南，又把自己关进房间里去了。
余子期和向南都心神不宁起来。草草地准备了一顿午饭，就急急忙忙往文协赶了。
余子期和向南走到会议大厅的时候，全机关一百多人已经差不多全到了。全场的气氛异常紧张。会场正面挂着一条红布黑字横幅，上面写着：“迎头痛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猖狂反扑！”会场的四周贴满了标语，都是火葯味很浓的口号。什么“彻底砸烂文艺黑线！”什么“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呀等等。人们脸上的表情也很不寻常。主席台上，李永利和游若冰并肩而坐，面若冰霜。台下，“靠边人员”靠右边坐着，一个个提心吊胆。“革命群众”靠左边坐着，也都在交头接耳。程思远、时之壁和王友义坐在左后方的一个角落里，脸色特别紧张。他们看见向南和余子期走进来的时候，都不由自主地在坐位上动了一下，但是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打一个手势。余子期和向南预感到事态严重，便向王友义身边的两个空位子走去。李永利就大叫一声：“余子期到前面来！”余子期冷不防被这么一喊，愣了一下，走到李永利面前。他没等余子期坐定，就威严地宣布：“揭发批判余子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现在开始！全体起立！”呼呼隆隆一阵椅子响，大家都肃立不动了。李永利举起语录，领着大家搞“敬祝”的仪式。糟了！余子期和向南发觉，来得慌忙，语录本忘记带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跟着大家举起右手。这两只没拿语录的空手在会议大厅里多么显眼啊！李永利自然发现了。他刚刚领呼完对“副统帅”的“祝词”，就来了一个急转身，把尖眼朝余子期和向南扫了过去。
整个会场静极了，静得大家可以彼此听到心跳的声音！人们的眼光从向南转向余子期，最后都集中到李永利的那张尖脸上，等待从那张尖嘴里射出可怕的子弹。
“为什么不带《最高指示》？”李永利把目光射向余子期，尖利地问。
余子期连忙检讨说：“来得太匆忙了，忘记了。这次错了，以后改正。”
“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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