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我使祈祷圣母别让他康复。我不愿他活着。自从被赶出家门后，他再也没有清醒过。这事情发生在我赶到那儿之前。我发现他坐在门外的地上。人家说是太阳晒得他虚弱的；但事实不是那样。因为他胸膛里那颗心碎了。他不愿出家门，那些人就把他拎起来，硬把他拖了出去，摔在地上；然后他们把我们所有的家具都扔了出来；当他看见他们这么干时，他把双手举到头上，大声叫道，‘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罗！’而我却不在那儿！小姐，他们说他叫喊的声音连死人都能听见，谁也制止不了他。他整整一天一夜不停地叫喊。天哪！小姐，我真奇怪他们告诉我这事时我怎么没有死去！我赶到那儿时，有人用锐簏草搭了个小棚子，为他遮去了太阳。他再也不叫别的，只是要水，水。所以他们才认为是太阳把他晒成了那样。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那是多么可怕的时刻呀，谁也出不了多大的力；司法长官的手下人非常急躁；他们不给我们时间。他们说所有的人必须在两天内搬走。大家都东奔西颠。所有的东西都搬出了屋子，堆在外面的地上。人们把屋顶也都掀了下来。这些屋顶是用锐簏草秆做的；因此他们可以重做。哦，小姐，别让我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这就像死亡。我受不了！”
蕾蒙娜伤心地哭泣起来。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在这样痛苦的脸上，什么是爱呢？面对一个受到如此伤害的人，她能给他什么呢？
“别哭，小姐，”亚历山德罗郁郁地说，“眼泪能杀死我，没有好处。”
“你父亲活了多久？”蕾蒙娜问道，两只手把他的脖子搂得更紧了。现在他们坐在了地上，日夜思念亚历山德罗的蕾蒙娜像个强者，而他倒像个需要庇护的人，她把他的头贴在自己胸前，抚摸着他，好像他早就属于她似的。他接受她抚摸时的态度，足以表明他已虚弱、麻木到何等程度，要是在往日，她的抚摸准会叫他欣喜若狂。现在他像个孩子似的依偎在她胸前。
“他！他四天前才死。我留下来为他送葬，然后我就来了。我在路上走了三天；我的马，可怜的东西，几乎比我还虚弱。美国人抢走了我的马，”亚历山德罗说。
“抢走了你的马！”蕾蒙娜吃惊地叫道。“这也是法律吗？”
“罗赛克先生是这么对我说的。他说法官说的，他必须从我们这里拿走足够的牛和马来支付上诉到旧金山的诉讼费。我想，他们没有照牛的实际价值计算；但他们说现在牛价很低。全村的牛都加起来也不够抵帐，所以必须用马顶上；他们就拿走了我的马。他们赶牛那天我不在，否则我会在美国人骑上贝尼托之前先给它脑袋上一枪。但我和我父亲正在帕长加。除了我陪他，否则他一步也不肯动，因此我只好一路上领着他；到了那儿后，他病得很厉害，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他一点也认不出我，也记不得发生的一切事情。我用锐簏草搭了个小棚，他躺在小棚里的地上，直到死去。我把他埋了之后，感到一阵高兴。”
“埋在坦墨库拉？”蕾蒙娜问道。
“在坦墨库拉！”亚历山德罗狠狠地叫道。“你好像还不明自，小姐。我们在坦墨库拉已没有权利了，就连葬满死人的坟地也不归我们所有了。罗赛克先生警告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在那儿逗留；他说，将要搬到那儿的人是很粗鲁的，他们看见印第安人，只要侵入他们的地盘，就会开枪。”
“他们的地盘！”蕾蒙娜尖叫道。
“是的；是他们的，”亚历山德罗固执地说。“这就是法律。他们有一切证件来证明这一点。我父亲总是这么说的，——要是巴尔德斯曾经给过他一张证件就好了！但是那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谁也没有证件。美国人的法律跟我们不同。”
“那是小偷的法律！”蕾蒙娜说。
“是的，也是杀人犯的法律，”亚历山德罗说。“你不认为我父亲的死就跟他们开枪打死一样吗？我是这么认为的！还有，哦，小姐，我的小姐，还有何塞！你还记得何塞吧，就是替我去拿琴的那个，可是，我亲爱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吓着你了！我不说了。”
“不，不，亚历山德罗。把一切都告诉我，一切。你的一切忧愁我都要分担。告诉我何塞的事吧，”蕾蒙娜叫道，气都透不过来了。
“小姐，这事儿让你听了会心碎的。何塞一年前结婚了。他在坦墨库拉有最好的房子，在我父亲隔壁。除了我父亲，只有何塞的屋子是木瓦板的屋顶。他还有一个马厩，他骑的马够骏的，还有牛、一群羊。司法长官来的时候，他正在家。许多男人都出门摘萄去了。这就使事情更糟。但何塞在家；因为他妻子几个星期前刚生孩子，那孩子看来病得挺厉害，命在旦夕，何塞不愿离开小宝宝。何塞第一个看见司法长官骑马进村，一群荷枪实弹的人跟在后面，何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常跟我和我父亲说起这事，现在他看见这事儿终于要发生了，他一时孱弱，摔倒在地，满嘴白沫。以前他曾发过一次这样的病；医生说若是再发一次就没命了。可他没有死。他们把他抬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好多了；罗赛克先生说，第一天搬家，谁也没有何塞那么利落。大多数男人都不愿动手。他们和妻子一起坐在地上，两手捂着脸，看都不愿看。但何塞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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