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教育问题，各派态度不同，即同在一派中，其方法亦有差别。今略论列之。
道家从外表上观之，殆可谓之“非教育主义”。其言曰：
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
此其反对教育之态度，似甚明了。虽然，彼宗之主张愚民，又非谓欲藉众愚以成吾独智也。彼盖以愚为“自然”，欲率民返于此自然。庄子言伯乐治马：刻之、雒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是即施马以教育，将以“明马”也。彼宗谓似此则违反自然也甚矣。彼其理想的人生，所谓“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所谓“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俱《老子》）。婴儿也，昏昏闷闷也，顽鄙也，皆愚而不明之状态也。是故不独“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亦可谓“非以明我，将以愚之”。然则竟谓彼宗为彻底的排斥教育可乎？恐又未必然。排斥教育，则老子著五千言，庄子著三十三篇，又奚为者？然则吾将为彼宗杜撰一徽号焉，曰：主张“愚的教育”。老子曰：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日益”者，智的教育也。“日损”者，即愚的教育也。夫教育目的，固不徒在增加智识而已。洗炼感情，树立意志，皆当有事焉。然则“日损”的教育，谓之非教育焉固不可也。
法家悬法以驭民，其术似与教育异，实则不然。彼宗固亦欲以法达其教育之目的也。其言曰：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篇）
法家固承认教育之必要及其功用，但其教育所挟持之工具与余宗异。其所认为能实施教育之人，亦与余宗异，彼所主张者：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生（今本作王，从顾广圻校改）之语，以吏为师。（同上）
彼宗欲将一切教育悉纳入于此种“官立法政专门学校”之中，且教课不讲学理，惟解释法律条文，教师不用学者，惟委诸现职官吏。而且实际的教育，并不在学校，官厅也，军队也，监狱也，即实行教育之主要场所也。以为诚能如是，则：
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管子·法禁》篇）
法家最后目的，仍在“施于国以成俗”，是法治亦教育之一手段也。其与儒家异者，儒家之教育，教人做人；法家之教育，教人做彼宗理想中之国民。譬之如货主欲得某种货物，绘成图样，向工厂定造，厂主则铸定一型，将原料纳入之，务使产品齐一，“中效则是，不中效则非”（《墨子·小取》篇文）。换言之，则不管各人个性如何，务同冶之于国家所欲得之定型。求诸欧洲古代，则希腊之斯巴达，近代则大战前之普鲁士，其教育精神，殆全与此同。即现代各国所谓国家教育政策，其视彼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管子》一书不能指为纯粹的法家言，中多糅合儒道法三家思想者。其论教育方法，殊别有理趣，其言曰：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群居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士之子常为士。今夫农，群萃而州处……旦暮从事于田野……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力，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是故农之子恒为农。今夫工，群萃而州处……是故工之子恒为工。今夫商，群萃而州处……是故商之子恒为商。（《小匡》篇）
此种制度甚奇，欲将人民从职业上画分区域以施教育。虽未必能严格实现，然不可谓非一种有研究价值之理想也。其目的在使人人代代同铸一型，不脱法家臭味，然其利用模仿性以施感化力，亦颇参儒家精神焉。
《管子》之言军国民的教育，尤含妙义。其言曰：
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同上）
此真斯巴达之教也。最当注意者，彼全从群众心理着眼，目的在使人“欢欣足以相死”。夫死为人所同恶，而“教士”乃能易以欢欣，则其认教育之效能也至矣。
墨家教育以宗教为源泉，而用人格的注射以保其活力。所谓宗教者，非徒灵界的信仰之谓。墨家固有“天志”、“明鬼”诸义，然彼未尝言天堂言来生，其与耶回一类之宗教，性质实不从同。吾所以指墨家为宗教者，谓其赋予主义以宗教性。夫革命排满，本一主义耳，在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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