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加利西亚人把下巴一抬，指着那一伙人对我说：
“他们就是玩杂耍的。”
那四个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和小狗穿的鲜艳的玫瑰色衣服恰成对照。
这几年，要说玩杂耍，那就是指古巴社会的最下层了。在哈瓦那，一个乞丐也比满街转的玩杂耍的要强得多。所以咖啡馆的侍者用轻蔑的神气指指他们，但是我的情况却和这位饭饱衣足的加利西亚人不同。饥饿象螃蟹一样在腹中咬噬着我，而我的最后财产就是提包里的两本书和一件衬衣，这也给我今天早上丢在公寓里了，现在我连象个行李样子的提包也没有了，而没有这个我就进不了学生公寓。
于是我走到那张桌子前面，向玩杂耍的人打招呼。他们给我让出了一点地方，我挪过一张椅子坐下。他们什么也没有请我吃，我也什么都没有要，我们都是身无分文。虽然他们连一口咖啡、一杯凉水都没有喝，可是他们的表演却获得了很大成功，并且计划着到内地去作一次成功的巡回演出。
他们中最年长的一个是他们的领班，他摇了摇系在小狗脖子上的皮带说：
“这是我们的精彩节目：跳伦巴舞的玛露哈，是这个戏班子，也许是全古巴最好的节目。你会表演什么？”
“我是个艺术家。”我拉长声音回答，可能是出于谦虚和饥饿：这是在我一生中常常伴随着我的两样东西。
“你会干什么？”领班又催问我。
“哑剧，我是演哑剧的。”
“你公开表演过吗？”
“当然。”
“在哪儿？”
“在学生联欢会上。”
“啊，是学生！告诉我：你能请我们喝点酒吗？连咖啡也不行？只是这一回，为了庆贺我们的合作。”
我断然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都失望地看了看我。我想告诉他们我的节目怎样受到欢迎，我的瘦削的脸、凸出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巴怎样引起阵阵笑声，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归根到底最要紧的是节省精力，我和他们都饿着肚子哩。
“我把提包和钱都丢在公寓里了。”我说这话的声音是如此之低，以致谁也不信，他们都笑了起来：
“你不去取你那个漂亮的提包了？”
我又摇了摇头。
“那我们走吧。”领班说道，他从桌子下面拿起笼子，里面装着小狗。
“要当心玛露哈，”老头对我说。“它值大钱啦。”
确实如此：小狗穿着美丽的衣服，有一只漂亮的笼子。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原来装糖的麻袋，里面装着锅子，由一个人扛在肩膀上。
老头是领班，他走在头里，我们跟在他后头。在维也加斯大街有一辆从乡下运菜来的旧卡车在等着我们，我们就在那里上车出发。
开车的家伙就是我们的承包商。
“我们被雇到一家咖啡馆去。”老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肚子饿，同行的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尽可能节省热量。这时，卡车离开了通向马坦萨的公路，开上了一条土路，最后在一条七高八低的路上跳动起来。
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晚上了，正好赶上演出。那家所谓咖啡馆就是卡车老板的商行的后院，有几张桌椅围着中间的一块空地。观众倒不少，可是都和我们一样穷。他们大概也和我们一样饿着肚子，因为我们进去时他们都毫无动静，既不惊讶也不奇怪，好象我们是老相识或者是一家人似的。
桌上有啤酒和汽水。带我们来的卡车老板一桌一桌地收钱，然后吩咐我们开始表演。我们的三个人在桌子中间的空地上弹簧似的跳起来，轻如羽毛般的做了几个腾空翻。我还等着看别的更好的节目呢，他们却上气不接下气地停住了，开始讲起笑话来，最后又扮演小丑，互相打耳光。
“喂，”领班时我说，“该你了。”
我和其他人一样穿着衬衣，只用领班带的一点滑石粉涂了徐脸。我没有从照亮空地的三盏灯中间跳进去，而是慢慢往前走，在黑影中曲着身子，边走边伸长身子，象是橡皮人似的，到灯光照亮的中央时便象一根木桩似的竖立着。这时，我象木偶般直挺挺地鞠了个躬。这个表演以前在学生联欢会上总是受到热烈的欢迎，可是这里的观众却象夜间的动物似的坐在黑影里一动不动，对哪一个节目也不鼓掌。
接着我又表演椅子功。我把椅子放在院子中央，开始表演哑剧。这把椅子好象是石头做的或者是针牢在地上，我怎么也搬不动它。先是轻轻一推，椅子纹丝不动。接着我就逐渐加大力量，直至让人感到我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但椅子还是一动不动。这一回我表演得很出色，部分是因为我想要露一手，也因为我饿得没有气力了，所以我假装使劲演得很自然，汗水都把衣服濕透了。最后我抓住椅子表演倒立，两脚朝天。接着，当椅子看来是动不了的时候。我突然飞起一脚，把椅子踢向空中。
然后我表演举重，这是我表演滑稽戏的特长。举重担是假想的，但这一回我的失望却是真实的。汗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表演时我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手里假想的举重担依然在握，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又跪倒在地。最后我成功了，把举重担高高举起。吃了这么多苦头之后，我把举重担抛向空中，好象它一点重量也没有。
我的表演结束了，但不知观众是否喜欢。其实，这时我近无所谓。我的饥肠咕咕直叫，好象所有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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